国际先驱导报：和谐社会应关注弱势群体(图)

3月15日，黑龙江七台河矿难现场，接连不断的大矿难凸显弱势群体关注问题的急迫。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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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安言报道 “这几起事故给我们留下非常惨痛的教训。元月1日下午我到陈家山矿看望遇难职工家属，有的一家好几口人都遇难了，看了很难过。”“两会”上，温总理的眼睛湿润了。

　　本届“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在发言中指出，和谐社会必须处理好弱势群体问题，只有真正加强弱势群体救助，才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同时，因为弱势群体的构成主要是工人

阶级和农民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是党和国家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所以他们正是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观察煤矿工人这一典型弱势群体被社会“制造”的过程，或许能给我们建立中的和谐社会一些提示。

　　一个群体的弱势轨迹

　　“是不是矿工在中国历史上地位一直不高，所以似乎对矿工生命的不尊重有一些‘传统’在里边？”当《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把这个问题提给国家安全生产监督局煤炭经济分析师潘伟尔博士的时候，他断然给出了否定回答，“不是，煤矿工人的社会地位下降只是近十几年的事情”。

　　曾经，矿工也享受过崇高的社会地位。

　　看惯了电视上矿工的人很难想到，80年代中后期，煤炭系统月工资有50多元，远高于当时平均工资水平，而下井工人月工资可以高达到60～70元，甚至有很多大学生愿意到井下工作。在1990年前后，煤矿工人的收入水平在全国所有行业中名列前5甚至首位，那时，矿工还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他们甚至是电视机等“奢侈品”的消费主力。

　　“政府对煤矿工人一直很重视”，潘伟尔告诉记者，“北戴河那么多疗养院，只有煤炭工人疗养院的地址是周恩来总理亲自选的，周总理说过，煤炭工人很辛苦，一定要休息好。”

　　然而目前，经过十几年的收入相对下降，相当多的矿工家庭人均收入已低于当地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2002年矿工收入跌落谷底，国有重点煤矿在职职工月平均工资为901元，在49个行业中排倒数第二。去年矿工收入有所提高，但是在行业收入排名中仍是倒数，而且，矿工还面临着比其他行业更大的失业风险。

　　38岁的聂清文是湖南省涟源市七一煤矿的一名安监员，遭遇矿难身亡。他的遗言是用粉笔写在安全帽上的：“骨肉亲情难分舍，欠我娘200元，我欠邓曙华100元……”

　　“有的地方小煤矿矿工还不如一头奶牛，一旦发生矿难，经常是就陪个几千块。”潘伟尔沉痛的说。

　　有讽刺意义的是，1990年全国煤炭产量达到10.79亿吨, 而2004年煤炭产量超过19.56 亿吨,增长近100%，创历史最高水平,全行业整体赢利。而为社会贡献了大量财富的煤炭工人在行业迅速发展的同时沦为弱势群体，确是我们社会的一个“不和谐”音。

　　谁造就了弱势矿工

　　温家宝总理在代表国务院向5日开幕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把加强安全生产工作、预防和减少重大特大事故的发生作为政府“维护社会稳定，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任务。温家宝表示，2005年中央政府将安排30亿元建设资金，支持国有煤矿的安全技术改造，以切实改善中国的煤炭生产安全状况。

　　“形势严峻，我们的基础太薄弱了。”潘伟尔说，“煤矿的问题是供需失衡，超能生产太多而投入不足，欠账太多，矿工的安全问题自然产生”。

　　据潘伟尔保守估计，煤炭安全欠账在1000亿以上，其中主要在中小私营煤矿(700亿以上)。国务院投入的30亿主要投向国有大矿，可以说只是杯水车薪。

　　对经济形势的判断误差是造成矿工安全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矿工收入和社会地位下降的症结又在哪里？自国有煤矿取消了内招、接班等制度后，农民工就成了矿工主力，劳动力来源的充分，导致矿工市场供大于求，工资水平直线下降。另外小煤矿的大量设立也是煤矿工人“受害”的重要因素。

　　“部分小煤矿有腐败后台，由于分配制度的畸形，工人根本参与不到高额利润的分配。”接受采访的专家称。

　　潘伟尔认为，去年生产的19.56亿吨煤，有安全保证的大概有12亿吨，安全保障不完善的5亿吨,而小煤矿生产的几乎全无安全保障的2亿吨正是安全事故的“大头”，也就是说，这2亿吨煤是真正意义上“沾满矿工鲜血”的黑色金子。

　　可以说，经济判断失误、腐败、分配不公等因素共同“造就”了矿工这一弱势群体。

　　和谐社会：弱势群体的希望

　　煤矿工人作为一个典型的弱势群体，出路在哪里？

　　权力与监管的和谐平衡是改善煤矿工人处境的关键，总理政府报告中的动情表述、两会代表委员热议，国家安监局长李毅中“监管要六亲不认”的表态似乎意味着继环保风暴后，以煤碳安全生产为核心的安全监管风暴即将到来，“煤矿腐败”将面临灭顶之灾。

　　但是专家也指出，在监管过程中，仍然有种种问题存在。比如监管执法常常走样，其重要原因竟然是某些监督部门经费不足，不得不接受一些被监察部门的“好处”以致“拿人家手短”。此外，监察部门的管理方法还是五六十年代形成的，迫切需要改革。“重要的是科学与理性的平衡，不能光喊口号，要把基础工作做好。”潘伟尔表示。

　　有关专家还指出，要建立正确的政绩观，监管不是规定能死几个人的问题，“原来规定一年只能死若干人，这种反人性的方法只会被国外笑话”。

　　潘伟尔指出，解决煤矿工人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经济发展的和谐，在良好的分配、监察体制下，通过拍卖等手段引导一些小煤矿主把资金投入再生产，破除现在的国有垄断，实现“减小增大”，同时通过宏观调空控制煤炭需求。

　　解决弱势群体问题，需要一个权力与监督、投入与分配、经济合理发展的和谐社会，也只有做到了这些，才不会有弱势群体产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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