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未必是坏事

　　已经存在了一年多的“民工荒”问题，是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在“两会”上，改善民工待遇也成了代表热议的话题 。在政府着力解决民工荒的同时，也有人提出，换一种视角来看，“民工荒”未必是坏事。

　　凡事有利有弊，“民工荒”也是如此，它影响了生产，暴露了社会不公。但同时也是时代进步的反映，从这个层面看 ，“民工荒”当是好事。

　　改变“二元经济”的时机

　　“民工荒”了，说明农民的选择可以更多了。

　　“民工荒”了，说明过去不值钱的劳动力，现在也不是唾手可得。我们的农民兄弟，可以“东西南北中”，打工随意 选了。

　　“民工荒”了，不是农民工的数量减少了，而是新增的劳动力需求多了，而这正是工业景气，经济景气的象征。

　　实际上，“民工荒”正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好时机。让更多的农民转移到城市，提高农民工待遇，加快城市化进程，加 大城市反哺农村力度，尽快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从这些方面来看，“民工荒”是好事，民工暂时的短缺，并不会对我们的经济带来实质性的伤害。相反，“民工荒” 折射了社会进步，带来了种种变化与变革。

　　城镇吸纳能力增强

　　过去常说，10亿中国人，8亿是农民，现在要说，10亿中国人，8亿是城市人。对于中国今后的走向，国家的远 景规划已很清楚，在5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人口的80%将要住在城市。

　　“候鸟”型的长距离兼业要逐步减少，农民兼业将主要以近距离为主，半径在50公里左右为主。这就要求我们的城 市化进程要加快，提高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而现在的“民工荒”，不正是我们城市吸纳能力增强的表现吗？

　　过去，说了多年的“三农”问题，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给出的最终答案是“农村劳动力过剩”，必须转移出来。因为 人多，人均一亩半分地的现状让农业机械化、农业产业化、大规模生产等等现代农业的概念难以付诸实践；因为人多，地方政 府使尽“浑身解数”招商引资上项目，其目的也是把土地承载不了的剩余人口转移到城镇。

　　在这样的背景下，“民工荒”传递出来的，正是城镇吸纳能力增强、经济景气等积极的信息。这无疑对加快解决农民 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

　　城市待遇为城市化铺路

　　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对此的观点是，如果城市化不到位，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转移到城市，中国 城乡统筹发展就不能实现。农民收入增长也不会有保障，收入差距也难以缩小，和谐社会也不会建立起来。这大概也是多数研 究者的共识。

　　50年以后，中国人口达到十四五亿，其中，不到3亿左右人口在农业领域。据专家估算，只要城市经济保持8%以 上的增长率，劳动就业人数就会有一定的增长。2003年，中国城市人口净增2164万人，农村净减少1390万人。

　　同时，如果农村人口计划生育政策能很好落实，在能源节约方面取得进步，在第三产业发展方面再有更好的政策，对 贫富悬殊也能够适当控制。那么，GDP增长将保持在8%以上，城市对新增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容纳就会稳步增长。

　　据估算，我们目前的城市化速度已超过了1%。而要加快进程，或者城市化水平更高，很好地解决农民工的城市待遇 ，也是关键所在。

　　从农民工到城里人

　　有些农民工，最终选择回归，很大程度上是在城市无根。回归农村，他们至少还有土地。毕竟拥有土地，比拥有空幻 的城市生活要踏实。这不只是农民工的问题，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城市化进程的核心问题。对此，党国英表示取消户籍，属地 化管理是加快城市化的重要措施。

　　属地管理，以居住地和工作地为依托，建立社会保障账号，让农民工真正享有城市的各项福利。党国英认为，城市取 消旧的户籍制度后，可以实行居住地登记政策。登记的条件是拥有或租有符合标准的住房，这是合法居住的惟一条件，也是取 得属地化管理的社会保障账户的前提条件。

　　同时，要制定“工作场所居住”法规。不难想象，城市工作场所居住政策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不能消除长距离的 农民兼业现象，而兼业农民也不见得都有能力购买或租用标准住房单元。虽然因此他们不能获得居民资格，但他们的“社会保 障账户”可以由所在城市代管；他们在农村可以保留土地。

　　社会保障账户管理政策，就是要为每一个进城务工人员建立社会保障账户。中国很大，账户管理不宜全国统一，应该 实行城市或省为单位的管理，并允许各地有差异。农民兼业地方变化以后，账户资金可以转移，但原管理城市或省区可以扣除 一定部分，以鼓励地方加强保障金的收缴和管理。

　　目前，全国做得较好的是广东，实行社会保障账户的社会统筹和个人交纳(账户)相结合的方式。在账户转移时，原 管理城市或省区仅仅在社会统筹部分扣留一定数量。账户项目主要是养老和医疗两个部分，工伤保险走商业保险的路。

　　农民工成为工人主体

　　据调查，目前市场中逾半数(53.65%)的工人持有外地户口，外来工已经成为工人队伍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 。特别是在沿海地区，外来工的数量已远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如在深圳和东莞，外来工数量均超过600万人，是本地 户籍人口的4倍。

　　我们再以广东省经历的三次大的外来工浪潮为例：1988年全国各地南下的外来工突破百万，1992年以后外省 来广东的外来工快速增长，90年代末期已突破千万。目前广东进城务工的农民有2130万人。

　　与此相对应，25年来，广东GDP以年均13.4%的速度增长。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广东的GDP不 到200亿元，1988年突破1000亿元，2001年突破了10000亿元，2004年达到16000亿元，占全国 1/9。

　　显而易见，广东经济的每一波增长，必然带动外来工数量的大增长。据经济学家估算，外来工对广东GDP增长的贡 献率约为25%。被称为“民工城市”的东莞，20多年前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业小县、人口不过百万。如今，它已成为 闻名遐迩的国际制造业基地，仅外来民工就超过500万。

　　由此可见，我们的城市已离不开农民工，城市的经济发展也必须依托农民工。给这些为城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 工以合理的待遇，将工人阶级的“新鲜血液”——农民工吸纳进城市，不仅是农民工本身的希望，也是城市发展的需要。

　　从这个角度看，“民工荒”爆发得很及时，让人更深地反思，也给了政策制定者警示:我们不能再忽视民工的作用、 民工的利益了。相信，这拨“民工荒”带来的将是政策的变革，而不只是专家的建议、纸上谈兵。

　　更多农民愿当新工人

　　对于民工荒，有一种说法是中央两个一号文件、1000亿的粮食直补以及不断上涨的农产品价格，让农民感觉到种 田也可以致富。其实不然，据相关记者的采访调查和有关部门的数据，这种说法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

　　以贵州为例，该省某村600多人口，分地时土地428亩，20多年后房屋等占去不少土地，现在人均不足7分地 。精耕细作，7分地一年可以产出1000元，扣除成本300元，一年的收入是700元。这自然是不计算劳动力成本的， 仅仅够糊口。

　　从今年开始，贵州免除了农业税，再加上粮食直补，每户减少负担100多元。这对改善生活也只能是杯水车薪，要 想改善生活，惟一的办法还是外出打工。

　　目前，贵州农民外出打工的意识还不强，在很多贫困地区，守土安居的观念还很浓厚。当地政府也想方设法积极引导 ，对当地政府来说，常是“一人出外打工，一家人脱贫致富”。

　　据贵州省毕节市的统计数据，毕节市130万人，在外打工的人为17.5万人。毕节农村的人均收入是1666元 ，打工收入超过其总收入的1/3。但目前，该市外出打工的人太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可转移。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把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送出去打工，同样也是贵州省委省政府的设想。目前，贵州省各地已成 立了900多个乡镇劳动保障事务所，对当地的劳动力进行资源调查，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各乡镇也设立了劳务输出专职干部 ，意在送出更多的人。

　　毫无疑问，对于这个拥有近4000万人口的大省，贫穷的现实、致富的诱惑加上政府的政策催促，将会使更多的人 投入到打工大潮中去。

　　贵州的情况只是中国广大农村的一个缩影，未来几十年，有数亿的农村人口要转移，这一庞大的劳务大军，为中国社 会的转型带来了巨大挑战。但愿这次的民工荒，能给社会各方以警醒，带来现实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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