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订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删除了“在校大学生擅自结婚做退学处理”的条文。《新京报》昨日发表社论对此进行了肯定。但我觉得社论谈得并不全面，不禁止大学生结婚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法律与道德这对孪生兄弟在被长期混淆之后，再次各归其位。
婚姻家庭理应是公民充分行使私权的舞台。在这个私密的舞台上，道德的教化应当是首席导演，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法律才可以以公共秩序守护人的角色介入其中。但是长
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法律与道德相互错位，公民的某些私密领域被纳入公共领域的规制范围，似乎个人的婚姻家庭状况也能够上“兹事体大”的标准，不论巨细，公权力都得染指。
在这些私密的领域中，人们希望实现法治化的治理，这种初衷当然不错，但是依靠法律对于公民私领域进行规制，其本身的合法性又从何而来？而且，从效益对比的角度来看，在私权领域，道德的教化功能要远大于法律，不应当通过行政干预过多干涉，而且现实一点讲，有关部门既管不过来，也管不好。这一点，已经被诸多事实所反复证明。
许多人都担忧允许大学生结婚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我觉得这样的担忧没有必要。法定婚龄低于18岁的国家比比皆是，那些国家并没有大学生在校结婚的禁令，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低龄学生夫妻”在那些国家成为一种社会问题。在这里，可以清醒地感觉到：在我们的社会中，由于法律和道德的长期错位，可能已经产生了这样一种心理惯性：我们不愿意相信他人的道德，即使那些人(大学生)本已是社会道德感较高的群体。这说明，法律与道德区分不清，把道德的问题强行法制化，看似强化了道德观，实际上会制造一批道德上的懦弱者和怀疑者。
对大学生结婚不禁止也不提倡，这体现了国家对公民的充分信任。这说明我们的立法不再固守“要么是，要么否”的一边倒模式，在政府不必插手的领域，给公民留出了充分的自由选择空间。
□陈创东(北京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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