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人物周报：布什翻版汉武帝(图)

时代人物周报封面-布什翻版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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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度热播的历史题材电视剧《汉武大帝》引起了一阵对汉武帝刘彻的研究和评论热潮，这部大戏已经落幕，因该剧而起的种种议论也渐渐消散。《汉武大帝》生动地刻画西汉王朝在刘彻时代的显赫武功。面对长期扰边害民，动辄以武力胁迫汉朝和亲纳贡的匈奴部落，汉武帝用“先发制人”的铁腕策略和战争手段予以彻底打击，以图一劳永逸地歼灭这股贻害无穷的外乱势力。结果恰似刘彻其名。

　　在刘彻身后2000多年，人类历史上空前强大的超级帝国美国，在第43任总统乔治·沃克·布什的领导下，正在进行着一场旷日持久、旨在反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战争。

　　值得回味的是，汉武帝刘彻针对外患匈奴的战略，与布什对付恐怖主义的手法，有着诸多神似之处。概言之，2000多年前刘彻在抗击匈奴问题上所秉承的“先发制人”思想，与今天布什政府以反恐为名而奉若圭臬的“单边主义”国际战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其最终效果与历史影响并不相同。刘彻反击匈奴的功业已有公论，而布什政府反恐行动的最终成败，如今尚在未定之天。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强势的对外政策和国家战略并非仅仅取决于主政者的个人喜怒与好恶，还与西汉、美国自身非常强大的综合国力息息相关的。

　　1957年6月17日，毛泽东对刘彻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汉高祖)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已诏，不失为鼎盛之世。”毛泽东的这句话，不失为汉武帝在“盖棺论定”2000多年后又一种历史评价，在指出汉武帝功过参半的同时，也承认这位君王主政时期“不失为鼎盛之世”。这一番断语，非常符合中国的传统史评。

　　同样用这句话来评价布什及在其领导下大力反恐的美国，恐怕也会让人有“入木三分”之感。简而言之，汉武帝与布什皆有“黩武奢侈之弊”，但是二者统领下的西汉王朝即古代中国与今日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强国美国，均“不失为鼎盛之世”。

　　或许，这就是对各自所处社会时代大不相同，政治境遇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生平事功也大致相当的汉武帝与小布什，进行一次跨越时空的全面比较的历史蕴涵与现实意义所在。尽管二者的个人特质和所处时代有着天壤之别。

　　刘彻“安内攘外”与布什“以暴易暴”

　　西汉初期是中国历史上外患最为严重的时期(至少是其中之一)，汉武帝刘彻多次发起反击外来攻击的战争，最后取得了胜利。美国则是当今世界经历战争最为频密、战争体验最为丰富的国家，近15年来先后发动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规模空前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

　　作为跨越2000多年历史的两个空前强大的超级帝国掌门人，刘彻与布什一手主导、筹划的古今两场自卫反击战争——反击匈奴之战与反击恐怖主义之战，不仅深刻地改变了各自所处的世界面貌与其生活的时代风貌，也在深远地影响着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和发展命运。

　　鹰派压倒鸽派

　　刘彻与布什在发动战争的初期，都遇到这样一个难题：如何争取“内阁团队”的积极响应与全民支持。问题的关键不是打不打，而是怎样打何时打的问题。就刘彻与布什而言，一个遭受匈奴长期入侵骚扰、威逼和亲、勒索财物之苦，一个突遭“9·11”恐怖袭击，主观上都希望早日雪耻。但是，刘彻的决策集团与布什的内阁团队，均形成了“急进”与“缓行”的两派势力，亦即所谓的“鹰派”和“鸽派”。

　　对刘彻来说，最高决策权始终抓在自己手里，但他追求的是一劳永逸。同时，刘彻也深知自身与对手的优势和劣势，因此他保持了足够的耐心，等待最佳时机的到来，直到登基八年之后才决计讨伐匈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刘彻的大臣之中，有一位老成持重、文武兼备的韩安国，他因参加过平定“七国之乱”的战争，深知战争对于社会稳定与百姓的危害，所以极力主张对待匈奴应当以“徐图”为上策。韩安国与上届布什政府中的“鸽派”代表人物、国务卿鲍威尔神似，鲍威尔也一直规劝布什谨慎行事。战争打响之后，二人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失宠。

　　如果刘彻与布什能够大胆任用韩安国与鲍威尔的话，可能将是另外一种气象：韩安国未必不是反击匈奴的利器，为战争付出的代价可能会降低；而布什的反恐大业，也许不致招来如此之多的非议。

　　相比之下，刘彻与布什起用“鹰派”亲信似乎更为得心应手。刚柔并济、能屈能伸的西汉军事统帅卫青，恰如已经从幕后走到前台的国务卿赖斯，二人每每在重大决策时刻均能得到充分授权；而天马行空的悍将霍去病，则几乎与布什绝对信任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如出一辙，都得到了最高领导人不遗余力的支持。有人在刘彻面前告霍去病“屡违军令不听指挥”，刘彻以一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轻巧带过。拉姆斯菲尔德统领的军队给布什惹了虐俘等“祸事”，如果不是布什一意袒护，恐怕拉氏早已去职。

　　飘忽不定的对手

　　匈奴是一个游牧性、机动性和灵活性都很强的民族，军事上素以“马上得之，马上治之”而著称，军队主要由骑兵力量组成，来去无踪。所以汉朝军队早先采取的守株待兔和正面决战方式，根本不能撼动匈奴。

　　刘彻决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打造了一支强大的骑兵军团，用主动出击、先发制人的思路对付匈奴。公元前133年(元光二年)，24岁、登基八年的刘彻开始向匈奴人说“不”，他亲自组织谋划，伏兵30万于马邑外围，诱使匈奴首领军臣单于率10万铁骑进入埋伏圈。可惜计划泄露，活捉单于的“斩首行动”流产。

　　公元前129年(元光六年)，时年28岁的刘彻派遣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广四路军队分击匈奴，并在其后的第三年到第六年相继取得了河南(指河套平原及其以南地区)、漠南之战的胜利，设置朔方、五原两郡，并筑朔方城，移内地民众10多万在朔方屯田戍边。这也是刘彻对匈奴作战的首次大捷。就在刘彻想加大征讨力度时，国内形势的变化迫使他不得不暂时搁置用兵计划，腾出手来对付来自内部的挑战。

　　在淮南王刘安与衡山王刘赐的谋反被平息之后，再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刘彻挥师漠北的决心。后来刘彻分别进行了两次重大的战略反击，即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并且都赢得了最终的决定性胜利。匈奴失去水草丰盛、气候温和的河南、阴山和河西两大基地，远徙漠北苦寒之地，开始走向衰落。

　　现代国际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囿于边界、种族、形式，同样给人一种捉摸不定、无从防范的印象，所以恐怖主义与国际反恐活动之间的对抗，亦被称为“不对称战争”。至少从现在看来，美国还无法找到一个理想的反恐方法与打击模式，充其量还只是处于一个战略防御阶段，它对恐怖分子的主动出击往往给人以“大炮打蚊子”、一筹莫展的感觉，基本上无从下手。

　　谋定后动 异曲同工

　　汉武帝刘彻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虽然早就受匈奴滋扰之苦，但他没有在登基之初就对匈奴发起返攻，而是休养生息，直到8年以后国家的实力足以支持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才对匈奴动手。

　　在积极备战的同时，刘彻没有忽略文治，他尊儒崇法广揽贤士。为最大可能地寻求外援夹击匈奴，刘彻在登基后的第三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虽然寻找军事同盟的愿望最后落空，但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开启了中国与中亚、西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和经贸往来，历经千百年而不衰。

　　与刘彻相比，布什并不存在“安内攘外”的困扰，在发动战争的问题上，国会和舆论给了他大力的支持。但在“谋定而后动”的战争方略与具体进程上，布什的反恐与刘彻的反击匈奴，仍然有着一定的异曲同工之妙。布什在决定开战之初，先列出了一个包括伊朗、伊拉克、朝鲜等国家在内的所谓“邪恶轴心”，为将要发动的一系列战争大造国际舆论。

　　虽然国际社会对美国单方面炮制的“邪恶轴心”说不以为然，但是在攻打阿富汗基地组织的问题上，布什得到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充分同情与支持。然而，伊拉克战争却无法得到全世界的认同和肯定，也使美军深陷泥潭。

　　美国在反恐战争之所以陷入被动，夹带了太多的非反恐因素，意图在伊斯兰世界与阿拉伯地区强行推销其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导致传统盟友若即若离，使美国在反恐之路上日益孤单，几乎成为“孤家寡人”。

　　“英雄造时世”与“时世造英雄”

　　古人云，夫非常之世必出非常之时，非常之时必待非常之人，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非常之事必造非常之世。抗击匈奴与反恐战争，皆可视为“非常之功”，那么刘彻与布什则都不失为“非常之人”。

　　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总统的执行功能大于决策功能；而汉武帝刘彻则集决策者和执行者于一身。当时刘彻所面临的内忧外患等难题，可以说远远超过当今的布什。刘彻是在经过天灾人祸、诸侯叛乱、王室倾轧等等突如其来的变故，并大力施行诸多安内措施之后，才腾出手来全力以赴地攘外。相反，支持布什发动战争的国会不但由共和党占多数的，而且民主党也在恐怖袭击的震撼下转而支持总统。

　　在刘彻与布什这两位“战争强人”之间，还有一个根本的区别：汉武帝刘彻主动出击，使得原本一味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西汉王朝面貌一新，并造就了一段长治久安时期，可以视为“英雄造时世”；而原本颇具牛仔作风、在上任后找不到方向的布什，则因“9·11”而一跃成为“战时总统”，毕竟是“时世造英雄”。

　　刘彻对西汉的诸多创造性举措比布什之于今日美国的个人作用又明显超出许多，两人在各自国家的历史地位，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来的政治传统与“独尊儒家”的政治思想，都是从汉武帝时期得以创建肇始；而在成熟的宪政框架下，美国总统仅扮演守成者的角色，而且布什发动的战争和他的单边主义做派还有可能在他离任后作为包袱留给后来者。

　　刘彻与布什之区别，固然有历史背景和时代因素在内，但是同时与二者的个人特质不无关联：刘彻坚韧不拔而融会贯通，布什固执颟顸而无所顾忌。

　　刘彻：儒道法“三位一体”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精神，表面上看似乎是儒家思想的“独大”，实际上则为儒道法的杂糅。儒家的王道，道家的无为，法家的循名责实与信赏必罚，是中国2000多年来政治中“三位一体”的基本构成要素。

　　上至秦皇汉武，下至缔造晚清中兴的湘军领袖曾国藩、胡林翼、江忠源等，诸多著名的中国政治家，大都兼受三种学说的影响。汉武帝的孙子汉宣帝说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诚如宣帝所言，武帝治国外儒内法，以儒典为文饰，实行法家之道，是史学家公认的看法。

　　所谓王道，即董仲舒所说“孔子主立新王之道”(《春秋繁露·玉杯》)。通俗地讲，王道，即国家主义；霸道，指的是法令权术。古人认为，诸子多为私学，而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才是正统的王道。总的看来，刘彻在正式秉政之后的治国之道，最初以酷吏行苛法的铁腕手段，同时不失巧妙地重点打击宗亲显贵，同时杂用王霸之道，改革意识形态及上层建筑，改变了汉初崇尚黄老之学的治国思路。

　　作为西汉王朝的第五个皇帝，汉武帝刘彻是崇尚“王道正统”的始作俑者，他对于王亲贵族们不时发生的犯上作乱之举，一概毫不留情地铁腕镇压。在汉武帝之后，凡是来自内部的谋逆、叛乱行径以及来自外面的骚扰活动，均被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视为针对“王道正统”权威与尊严的挑战。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专制的意识形态一旦定型，像刘彻这样的封建最高统治者对不断骚扰边疆的外族匈奴，果敢施行主动追击、先发制人的战争方略，以彰显其天朝威仪、帝国尊严与皇家威权，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既合乎法理也合乎情理。

　　在对待匈奴犯边扰民的问题上，刘彻自始至终抱持一种严加追剿、不容妥协的姿态，制定出“除恶务尽”、“穷追猛打”等以期一劳永逸的反击策略，而决非寻求一时一地之偏安。在此基础上，刘彻还吸取了先王汉景帝时期征剿不当、讨伐无力的教训，决心扬长补短“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军团来对付飘忽不定的匈奴部落。汉军深入敌军腹地予以先发制人打击的军事战略从此应运而生，并彻底决定了作战双方未来的根本命运。

　　在中国这样一个崇尚以德治国、追求施仁政于民，并以威仪天下为政治理想的古老国度，以煊赫武功而著称的汉武帝刘彻像是一个“异数”。然而，在汉武帝之后，汉朝的文治并没有废弛，社会进步也没有停滞不前。这要得益于刘彻晚年对其一生黩武，不恤民情的反省和自责。

　　刘彻在《轮台罪己诏》中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悻，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宋代学者朱熹在评论汉武帝时说：“武帝天资高，志向大，足以有为。末年海内虚耗，去秦始皇无几。轮台之悔，亦是天资高，方能如此。尝因人言，太子仁孝不能武，答曰正欲其守成，若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可见他当时已自知其罪。”

　　朱熹以他的知人之明与论人之智，以寥寥数语对刘彻的生平功过进行了精辟的总结。毛泽东对汉武帝的评价，又何尝不是这样一种二分法。

　　布什：“三宗信徒”

　　布什在单干“反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有赖于信仰作为支撑。这位牛仔总统嘴上念念不忘的是夏兰斯基的国际关系理念，推行的是不折不扣的单边主义，其大脑的潜意识里还有新保守主义的影子作祟。

　　自上世纪中后期以来，共和党人就将保守主义奉为政治理念。当今布什的“新保守主义团队”及其鹰派思维，比起同为共和党籍的里根与老布什时期的“保守主义内阁”，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法国著名的《世界报》概括了新保守主义的四个特点：强调政治制度的重要性、推崇积极进取的民主制度、对美国价值观近乎宗教般的赞美和坚定地反对暴政。

　　布什上台之后努力奉行的国际战略与外交思维证明，它的单边主义作为是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以及其发挥外在影响力的具体表现形式。若干年后，如果有人将布什冠以“单边主义之父”的称谓，也算是实至名归。

　　布什的单边主义做派及“政治牛仔”作风，既受到美国新保守主义理论大师们和众多共和党前辈的影响，也来源于一位经历坎坷的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现任以色列不管部部长的犹太人纳坦·夏兰斯基。

　　如果说有一本书触动过布什而且正在影响着他，那么毫无疑问地就是夏兰斯基的《论民主：自由战胜暴政与恐怖的威力》。夏兰斯基的所谓“民主政治”理念，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以暴易暴”，他主张“民主是可以从外部，以外力用强力的形势来推行的”。

　　在读过这本书后，布什将夏兰斯基引为知己，还公开称：“如果你想搞清楚我在外交政策上的想法，你该去读读夏兰斯基的书，不长，可是写得很好。这家伙可是个英雄人物。”

　　此外，布什还说，“读了这本书我非常激动，这就是我所坚信的，现在终于找到了理论基础。我会坚定不移地继续向前，即使我知道这么做会和沙龙(现任以色列总理)一样成为世界上最令人憎恶的人。”

　　布什在2005年初的第二次就职典礼演说中，多次从夏兰斯基的大作中引经据典，大量援引与夏书极其相似的语句，而且赠送给国务卿赖斯和英国首相布莱尔一人一本，早已成为白宫“座上宾”的夏兰斯基不忘布什的“知遇之恩”，他的说法显得很实在：“我很遗憾总是很少数的人认同我的主张，但是你要知道这些少数中包括现任的美国总统。”

　　然而，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界对此显然不屑一顾，更有美国媒体直指夏兰斯基是一个典型的“极端右翼分子”。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杰克·辛德，曾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批评夏兰斯基的中心观点根本经不起检验与推敲，因为国际政治的实际情况错综复杂，很多时候的利益与价值，并不像夏氏认为的那样总是一致的。在夏兰斯基大谈巴勒斯坦煽动者批评以色列时使用双重标准，却没有意识到他本人对待巴以问题同样使用过双重标准。

　　夏兰斯基“以暴易暴”的民主思维，在当前多少有点不合时宜，却意外地成为布什“饥不择食”、慌不择路的反恐武器。“三宗信徒”布什的单边主义作为，对美国和未来世界的最终影响，究竟及于何处？一切还有待时间的考验，但是有一点断无疑问，那就是美国本身和实际社会业已为此，还将继续为此付出代价。

　　刘彻赢得正义之战

　　毛泽东有诗云：“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在对待战争的信念与坚定意志方面，刘彻与布什惊人的相似。在个人的战争心理上，二者都是遭受外来刺激后，才决心进行报复性的反击战争，然而二者的心理承受能力有所不同。刘彻早已深知自身的对手是谁而胸有成竹，布什则在遭遇恐怖袭击初期一时无法判断这个从天而降的对手究竟是谁，导致了在战争早期出现的焦虑感。

　　在选择战争时机和酝酿战争动机方面，二者明显存在差异。匈奴长期的入侵与掳掠，使汉朝不堪其扰，刘彻一直在谨小慎微地静待良机的到来，甚至不惜为此忍辱负重。而美国在遭遇“9·11”之后，布什团队几乎是条件反射式地进行紧锣密鼓的战争动员和报复行动。

　　这种差异并不完全是西汉军事实力不够所造成的，刘彻委曲求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内部隐患太多，他必须做到有把握全力以赴地对付匈奴时才能出手。但布什政府就根本不存在类似的问题，“9·11”发生之后的美国是同仇敌忾，在发动战争时，布什在国内没有遇到任何阻力。

　　西汉时期还是公元纪年前的古代，那时还没有“民族国家”、“主权”等现代国际政治概念和国际法体系，西汉和匈奴之间也没有明确的边界。刘彻讨伐匈奴，纯粹是为了消除外患与维护王朝及其子民的利益，并没有侵略别国掠夺土地财物，推行所谓“民主”、强行兜售自身“价值观”之类的不良企图与叵测用心。因此在战争动机上，发出“明犯强汉虽远必诛”的刘彻要单纯得多。而美国人在发起反恐战争时，总是念念不忘推销他们的价值观与社会制度，以保障其所谓未来的“长治久安”。

　　从这个角度来看，两场战争间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差别。匈奴的侵扰与汉朝的反击，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因果关系。恐怖袭击与美国反恐显然也是一种因果关系，但除了这一层简单的因果关系，还有一种“互为因果关系”，即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外交姿态和偏袒以色列的中东政策，恰恰是激起恐怖分子对美国发动大规模袭击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汉与匈奴之间的战争并不存在这样的“互为因果关系”。汉军的先发制人与主动追击是为了反击匈奴的频频骚扰，但不能把汉朝的地大物博与出产丰富，归结为导致匈奴长期侵扰西汉的原因。侵扰和掠夺是游牧民族的重要特性和生存之道。

　　就整个战争的总体战略而言，刘彻取胜匈奴的原因有三：第一，在国内进行充分的战争准备，力求做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第二，运用骑兵战术，采取积极进攻穷追猛打的方略；第三，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先弱后强循序推进，切断匈奴各部分而制之，始终掌握战争主动权。就多次战争的具体战术而论，刘彻的用兵意图是非常清晰的三部曲：远出东西两翼自侧面迂回造成大包围形势，断绝匈奴补给与后援；然后发动正面攻击，摧毁敌军主力；最后渡漠远征，直捣黄龙。

　　布什反恐大业未竟

　　刘彻发动的反击匈奴之战持续了三四十年之久，才取得最终的战略胜利与压倒优势。战争虽然劳民伤财，但带来了相当一段历史时期的长治久安。相比之下，布什领导的反恐战争远未结束，最终成败尚在未定之天，美国本土虽然在“9·11”之后没有再次受到攻击，但仍笼罩在恐怖袭击的阴影之下。

　　对布什来说，反恐战争的性质不是问题，战争的深层动机与战略战术才是关键所在，强行在阿拉伯世界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和虐囚等事件已经对美国的国际形象造成损害。至少到目前为止，布什充其量只是一名“战争强人”，距离“战争英雄”还相去甚远。

　　既然美国以世界反恐领袖自居，反恐战争的“成功”与“彻底”的标准，不仅指美国本土的安全得到保障，而应该是全世界范围内的稳定。可惜布什已去日无多，三年时间他能否“修完”反恐大业？须知在耶鲁大学念书时，布什就不是一个优秀的“毕业生”。

　　“9·11”不仅改变了美国，而且必将让美国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继续矢志推行新保守主义路线和单边主义政策；“9·11”也改变了世界，使国际社会不得不与美国一起，走上一条充满未知和不确定因素的道路。而国际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可能并不亚于美国所作的牺牲。美国本土变得安全了，然而世界各地的区域安全难以保障，原本陷于种族对立和文明冲突的地区变得更加动荡不安。这是美国以反恐为名大行其道的新保守主义路线与单边主义政策给国际社会反恐“联合阵线”带来了一个至为惨重的代价，也是关切自身国土安全远胜于全球安全的美国人，在21世纪带给全世界的一个沉重“礼物”与包袱，并将成为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最好的妄动借口与蛊惑工具。

　　有人认为，赢得连任的布什有了改弦更张的迹象，开始调整它在过去四年中咄咄逼人的外交姿态，积极改善自身与欧盟日渐冷淡的双边关系，及其在朝鲜核问题与伊朗核问题上态度的缓和，都被视为美国将重拾克林顿时期温和外交的例证。但究其实，布什政府持续沉湎于冷战思维的国际战略与外交本原并没有放弃。新一届美国政府的外交举措与诸多既有立场的暂时松动，只是一种战术调整与手段转变，其持续积极推动的单边主义路线和新保守主义战略目标，不会轻易更改生变。

　　也许在将来，除了那些真正的恐怖分子之外，还会冒出许多憎恶、讨厌布什及其所信奉的单边主义的“恐布(布什)分子”。

　　刘彻打击匈奴与布什掀起的反恐战争，多少都有点“替天行道”的味道。当然，刘彻仅仅以汉朝天下与子民利益作为战争的归依和指针，而布什政府则将目标指向本土之外。孟子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两场战争固然都受到各自国民的支持，但性质并不相同，这也许可以作为刘彻比较彻底地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并获得较高的历史评价，而布什的反恐战争至今仍在国际上饱受质疑、结果未定的一种解释。 特约撰稿 吕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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