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人物周报：专访中国防雷第一人王时煦

　　“同业泰斗五十载良师益友”，这是2000年王时煦老人八十大寿时朋友送的条幅中的一句话。他和同行朋友的合影，也被挂在屋里显眼的位置。

　　和王时煦一样，这些年逾古稀的老人大多都和雷电打了一辈子交道，都是中国防雷界鼎鼎有名的人物，王时煦则被尊为“泰斗”。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曾参与了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城楼的防雷工程设计。

　　给人民大会堂穿上“防雷衣”

　　王时煦首创的“笼式避雷网”在人民大会堂设计上实施，是他防雷生涯中值得大书的一笔。

　　当时正逢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并没有建立系统的防雷体系，而人民大会堂的设计还要讲究外观的完美。王时煦回忆说：“我是从小鸟站在高压电线上不会被电死的现象受到启发，萌发出按彻底等电位的原理设计笼式避雷网的构想。”

　　在实际操作中，王时煦将人民大会堂结构中的梁、板、柱以及基础内所有钢筋全部焊接成一体，由此形成一个特大号的金属网笼，这样整幢建筑就形成彻底的等电位连接，达到防雷目的，甚至建筑物的女儿墙(建筑工程名词，英文是parapet)内的钢筋和金属旗杆也成为了他防雷的“盾牌”。

　　如此全副武装地出击，王时煦说，当时“确实是慎重起见”。此前的1957年6月6日，北京明长陵遭雷击起火，西部吻兽和两根直径1.17米、高14.3米的大楠木柱子被劈，还致使1人死亡、3人受伤。一个月以后，天安门城楼西侧的中山公园音乐堂又遭雷击，引发的火灾烧毁了音乐堂配电室、舞台和观众厅顶棚。

　　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冯基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北京市内的重要古建筑安装避雷针。“当时领导开会的时候，我去了，领导就指定我负责避雷针设计，要求在最短时间内拿出设计图纸。”接到这个指令后，王时煦还登上天安门城楼顶端进行实际测量。一个星期后，他画出了详细的天安门城楼防雷装置设计图。

　　“一般来说，防雷就是在建筑物上安装避雷针，但是那个尖尖的针在天安门上不美观。我把防雷装置设计成网状，铺在城楼顶部的琉璃瓦上面，还涂上和琉璃瓦一样的颜色。” 王时煦说这个设计他可是花了一番心思的。

　　之后的两个多月，王时煦又为颐和园、景山、鼓楼等北京30多处古建筑设计了防雷装置。

　　但是到设计人民大会堂工程时，为慎重起见，他还是和中科院电工所的专家协作进行了试验，用125万伏人工雷发生器对30多个建筑物模型进行6万多点的冲击。对于当时的具体情况，年逾八十的王时煦老人也已经回忆不起来了，他只是表示，今天的人民大会堂还巍然耸立在天安门广场的西侧，是每年“两会”代表共商国是的地方。

　　事实上，防雷只是工程设计中的一部分，王时煦当时的身份是人民大会堂电气部分的总设计人，其中室内照明、室外照明、立面照明、舞台照明、和整个建筑物的防雷设计都是他亲自完成的。当记者一一说出这些电气设计时，老人连声兴奋地说：“对对对，就是这个。”他补充说：“其他涉及电气的部分，虽然不是我设计的，但都要通过我。”提到被选中参加这些重大工程的原因时，王时煦老人想了一下，略带腼腆地说：“也就是领导开会时我去了吧。”

　　被选中带着偶然，能顺利完成工程的设计，却全靠平时积累的经验。

　　“小部分”搞出了“大名堂”

　　1942年，王时煦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当年去日本参观学习，那是他惟一的一次出国经历。

　　在国外，他参观了大量公共建筑、民用建筑和工业建筑，重点是日本最有名的“名古屋绝缘碍子株式会社”。王时煦还记得当时日本人用70万伏雷电压发生器做试验，“我一下来了兴趣，看得特别仔细。当时各个设计院还没有人研究防雷，认为它只是设计中的一小部分，没引起重视。”

　　在日本的参观学习，最终使王时煦把“小部分”搞出了“大名堂”。但他说，自己并不喜欢日本。“我上大学的时候，东北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我们的伙食都很差，因为日本人吃得好。我们很痛恨日本人，有一年的‘九一八’纪念日，我们还打了日本人。”王时煦为此感到很光荣，当时他的几个同学还被关了起来，而他幸运地逃过一劫。

　　调到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研究室后，王时煦的工作中并没有防雷这一项，“我只能算业余研究”。但是只要北京市有雷击事故，他都亲自去调查，还拍了很多照片。“我都是上班时间去看，班上的工作再找时间加班。我有一个方便条件，北京市公安局的叶增录对防雷也有兴趣，他有车，可以陪我去。”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王时煦到过170多处雷击事故现场，之后他总结出了北京地区防雷击规律六项设计因素，对北京地区雷电规律做出动态测算，还对如何避免、减少雷击造成的损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1983年11月，王时煦担任了我国第一部《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的主审人。这部规范1994年由建设部正式颁布，成为建筑物防雷的指导准则。

　　在天安门翻修时的防雷、人民大会堂安装避雷网、主审《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的经历中，哪一项在他的防雷生涯中最重要？面对《时代人物周报》的提问，老人想了很久，认真地说：“都不算吧。”

　　“不算吧”和“这没有什么”，是王时煦老人在接受采访时使用的高频词。

　　“认定了就要干一辈子”

　　“我们东北人实在。”在黑龙江出生的王时煦说，“父亲从小就教导我们：认真、诚恳、勤俭、毅力，要讲诚信。”

　　父亲的话对王时煦影响至深，在对待婚姻的态度上也是如此。他从小订了娃娃亲，日本投降后，女方回到关内，他还留在东北。后来，王时煦“牢记着‘诚信’”来到北京，成就了当年结下的姻缘。

　　用他的话说，诚信就是“认死理”。所以认定了电气这行，干上了防雷，就会一直干下去。“而且确实有点兴趣，不能挣大钱也想干。”虽然住在有点挤的房子里，王时煦却感到很坦然。

　　挂在卧室门上的月历，一个月31个小空格，有20个会写满密密麻麻的小字，那是他曾经每天的日程安排。“这是前两年的事情了。”他的儿子说，“生了一场大病后，就闲下来了。”闲下来的老人，书桌上堆着一摞书，最上面的一本是《防雷世界》。

　　王时煦不敢说自己是“中国防雷第一人”，他指着与同行朋友的合影，一字一顿地说：“起码他知道得比我多。”他说的是原北京机械工业部设计研究院的林维勇工程师，林工是第二部《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的主笔人。

　　面对王时煦的赞许，林维勇连说“不敢不敢”。他说：“我和王工六十年代就认识。我们和现在年轻人不太一样，不知道讲什么经济效益，干上了这行，就一直在干，干了一辈子。” 从这个角度来说，王时煦老人总是用“不算什么”来形容自己的工作成果也许不无道理。在他心中，大概自己只是选择了这一行，坚持了下来，并且努力了，仅此而已。

　　王时煦现在有两块心病：一是担心防雷工作没有人管；另外就是愿意干这行的人不多。旁边的儿子提醒他：“现在防雷已经统一归气象局管了。”

　　“可是，管这个的人恐怕知道的还没有我多呢。”说这话时，老人像是个纯真的孩子，这也是他惟一称得上“高调”的一句话。　实习记者 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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