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有新一轮财税改革

　　高盛亚洲大中华区经济学家 梁红

　　在对中国经济周期的争论中，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受到了更少的关注。而在本轮经济周期中，与过去相比，财政政策会比货币政策更有反周期操作价值。

　　被忽略的财政政策

　　在过去的18个月里，相对于对利率和汇率政策的激烈讨论，财政政策受到很少关注。然而，它仍然是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中最重要的支柱之一，特别是当人民币汇率弹性因为事实上盯住美元机制而受到严重限制的时候。

　　中国自从1996年以来，税收收入占GDP的百分比快速上升，这表明税收管理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很可能加大了国内公司的负担。

　　税收收入的强劲增长使得中国政府部门有机会抓紧时间进行长期停滞的税收体制改革。去年，对于有关政府部门来说，税收体制改革的两个重要措施排上了近期的议事日程：统一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的所得税；通过改革增值税来减少固定资产投资。

　　这两项改革措施不仅仅会对中国的中短期经济健康增长有利；而且会成为政策组合的一部分，用来再平衡进出口贸易的过热和国内需求，同时可以减少人民币升值对经济增长的冲击。

　　谨慎的财政操作在2004年控制潜在的经济过热压力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特别是在帮助中央银行管理基础货币的增长方面。到2004年11月份的数据表明，财政收入总额实现了23.5%的年增长率，同期的名义GDP增长率为16.4%。同时，政府部门的费用支出仅仅达到了年增长率14%的水平。作为一种结果，到11月末，去年的财政剩余达到了GDP的2%，而相对于的是财政预算中财政赤字预算占GDP的2.5%。

　　财政收入的强劲增长主要来自于经济增长繁荣所带来的税收收入的强劲增长，但是，它也反映出了中央政府部门在预算水平方面控制费用支出项目的成功。

　　与过去的经济周期相比，在本轮的经济运行周期中，财政政策采用更多的是反周期操作。在1994年的宏观紧缩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取代了收缩，名义财政赤字几乎翻了一番。它主要也是因为要通过中央银行印钞票来解决，结果导致了1994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24%。

　　正相反，在2004年，在中央银行日益上升的财政存款帮助中国人民银行保证了基础货币增长保持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尤其是在去年前三个季度外汇流入大量增加的时候。

　　然而，这种情况导致了一个明确的需求：在年末的时候控制开销的狂欢，而在接下来一年年初的几个月里，将为经济体注入更多的活动资金。我们注意到在2004年第四季度，新的开销预算大幅增长。在2004年12月份，政府部门保存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了4000亿元人民币(占GDP的3%)，大约相当于两个月的新增贷款总量。

　　即将来临的税收改革

　　在1994年，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财政改革，目标是确保税收收入占GDP总额的份额增长，同时增加中央政府部门在税收收入总额所获得的比例。和税收行政管理部门的重大改革一起，1994年的改革成功地快速增加了政府税收收入，税收收入占GDP的总额在1995年达到了10.7%的历史最低点，在2004年，这一比例达到了20%左右。然而，那次改革之后，十年都过去了，我们认为，绝大部分一直在沿用，特别是，在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存在巨大的不均衡。(见2004年6月17日IMF报告《中国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的整合》)

　　此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对中国政府部门提出了两个关键改革：第一是统一企业所得税，第二是将增值税的征收从以生产为基础转移到以消费为基础。

　　企业所得税的改革：中国需要按照国际贸易组织所要求的“国民待遇”给予国内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一样的税收标准，结束目前施行的双重税收体系。现在，法定的国内企业税率为33%，而外商投资企业的税率为13%。市场普遍认为，统一后的税率大约为25%，现在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将很可能被赋予一个大约五年的过渡期安排。

　　增值税改革：中国的增值税有不同寻常的特征，资本货物也包括在征收增值税的税基中，因而，中国的增值税更多的是以生产为基础，而不是国际市场普遍施行的传统的基于消费基础的增值税。本次改革将会承认增值税中先偿付的资本货物购买被记入贷方，目前，以产量为基础的增值税正在中国北方的八个行业试行，在近期，这一做法很可能被扩展到更多的行业。

　　执行这些改革措施的时间表仍然是不确定的，但是，最晚也会在2007年年初之前进行。增值税改革很可能更容易被推向前台，因为对宏观经济宽松的担忧和税收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企业所得税的统一遭到了来自相关利益集团的强大反对，这些利益集团担心这会对外国直接投资(FDI)的进入造成潜在的负面影响。我们认为，当这些担忧中的一些被可能被合法化的同时，来自推动这些改革的利益将大大超过对负面影响的担忧。

　　现在是税收改革的最佳时机

　　目前的税率体系对提高国内生产商的地位愈加不利，尤其是对一个国家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当中。中国国内企业的税收负担处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上端，而且，背景是目前全球企业的税收负担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中国更低并更简单的税率很可能会推动经济增长，因此，这也为税收改革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动力。沿海省份，在那里有大量的企业是处于更低的企业所得税之下的，通常情况下，税赋负担将会升高，甚至会占到省GDP的一部分。因此，相对于反对企业所得税统一的折中方案就是国内企业的企业所得税负担降低，进一步和外国公司所享受的优惠税率靠近，也就是说，用一个渐进的时间表来降低国内企业的企业所得税，而不是再继续对外国直接投资施以优惠税率。

　　现在税收的强势地位给予了政府部门推动这些税收改革的最佳时机。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税收改革可能会成为政策组合的一部分，这种政策组合的目的是再平衡增长过热的进出口贸易行业和相对疲弱的国内需求，同时可以减少人民币升值对经济增长的潜在负面冲击。这些改革措施将会有助于“平整”在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平台，在很多成本因素在上涨时，包括很可能的人民币升值和劳动力成本的短暂上涨，这些改革会同时降低在中国从事商业活动的成本。从前后关系来看，降低国内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将会比减少外资企业所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更容易。

　　总得来看，相对于以前来说，财政政策在本轮经济周期中有更好的反周期操作优势，尽管去年底的开支狂欢需要更好的加以管理。即将来临的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改革在“平整”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平台方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就如同中国经济将进一步融合到全球经济中去一样。然而，就如同中国很多领域的政策制订一样，这些改革需要更多的透明度。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的改革时机和范围，到目前为止，这两者的两个方面仍然是不确定的，这对企业的收入将构成重大威胁，并因此影响它们的商业决策。 (高迪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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