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奇：创造土壤比强调金融家精神更重要(图)

王松奇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新闻图片

　　提要：这些年商业银行的改革，一些银行虽然在名义上有了股份制的形式，但是其运营机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银行改革过程仍然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在选择各级行长时，行政任命体制下的评价体系和市场化的筛选指标之间存在严重冲突。从中国目前情况看，要培养金融家精神，首先要造就一个规范市场化的金融生态，有一个由市场来评价的金融职业经理人阶层。因此，创造土壤比强调金融家精神更重要。

　　这些年来最值得商榷的改革，可能就是商业银行的改革

　　今天的论坛提出了金融家精神重塑的问题，我们中国原来有金融家精神吗？好象没有。所以我们现在讨论商业银行治理和金融家精神重塑问题，关键在于是哪些因素限制了中国重新建立或者塑造这种银行家精神？

　　据我观察，这几年国外经济学家对中国商业银行最主要的关注点，第一是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第二是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问题，第三才是与商业银行深入改革有关的结构调整、组织体系调整、引进外资、引进战略投资者等等一些相关的问题。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问题在中国银行改革中，地位至关重要，原因在哪里呢？

　　中国的金融改革是从1984年以建立中央银行为标志的，迄今已经有21年之久了。这些年来，金融领域的改革中最值得商榷的，可能就是商业银行的改革。这样说的理由是：(1)银行改革进展缓慢；(2)已经实施股改的效果大多不甚理想，不少银行虽然名义上有了股份制的形式，但是它的运营机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现在全国14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真正建立了良好公司治理的，也就两三家，其他一些家的共同问题是原来的运营机制没有变。公司治理并没有得到改善，一股独大的问题、党管干部、原来的传统思维模式等问题仍然存在，很多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者在股份制改造以后还把自己当成国家干部，因此是政治家的行为模式在主导银行经营管理者的行为。

　　至于“工农中建”，问题就更突出了。“中农工建”改革为什么这么难？比如工行和建行的股份制改造，要引进战略投资者，要搞投资主体多元化，要建立一个规范股份制公司形式，要上市，其本意当然是要建立一个制度化的、筹集长久营运资本的渠道，建立银行核心资本的补充机制；同时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彻底改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但是现在银行改制上市的过程中由谁来入股，能不能找那些没有产权同构性弊端的投资者来入股？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问某些外国投资者，你们愿不愿意入股我们的“中农工建”？他说不愿意。为什么呢，第一盘子太大。拿出很多钱也可能只是个小股东，在公司治理上，在许多经营管理问题上，新进入的战略投资者没法对原来股东施加影响。

　　第二就是原来的历史包袱太重。外国投资者搞不清中国政府让人家入股，是让人家真正发挥积极的作用，还是让它们为原来的所有者火中取栗。

　　第三个问题，我觉得这些外国投资者谈得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的“工农中建”在改革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其行为模式并没有改变，原来体制的影响力和惯性太大。现在要在“工农中建”旧有体系中形成真正的银行家是很难的。目前我们的银行，其基层管理者主要是对上级负责，完成上级规定的各项指标，或是通过得到上级赏识获得自己相应的升迁机会，至少保住自己原来的控制权，因为控制权损失有不可补偿性。在这种情况下他很难拿出很多精力搞产品创新，业务创新，进行各种各样的思路拓展，发挥他的自主能动性去做一些事。在这个基础上，在这块土壤上，说要产生现代银行家，恐怕是不可能的。

　　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与政治体制有关的问题

　　所以，现在讨论银行改革，只能根据中国现在银行体系的特点，让每一类银行各自确定不同的改革重点任务。比如，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主要是解决改制问题，解决原来的所谓合作制所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大量不良资产的问题和提高员工素质问题，解决资本金充实问题。更进一步，应该如何改善自身素质，如何提供小额贷款、为中小客户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它们要做的是这些事。

　　城市商业银行也有自己的重点任务。即一方面要吸引投资者，改善出资人结构；另一方面所有业务做得好的城市商业银行，都要研究如何实现跨区域经营，拓宽业务领域，拓宽业务范围等问题。

　　股份制商业银行现有14家，它们的重点任务是如何在股份制前提下真正改善公司治理，转变运营机制。

　　四大国有银行的改革任务是最艰难的。首先是找谁投钱，如何真正做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或金融企业？这比较难。去年秋天我在成都开会，碰到一位中国银行业的出资机构负责人，说明我们商业银行改革，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任重道远，很多问题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性解决。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要根据银行体系这四块，来进行不同的阶段性目标重新确定。至于商业银行治理，也就是在银行这种特定的金融机构中进行规范化公司治理改革，这本身是一个长期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

　　现在工农中建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干部体制的改革。是研究非市场化因素怎么得到改造的问题。这些问题，关键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矛盾太多，必须一步一步向前走，一点点地争取突破。

　　创造土壤比强调金融家精神更重要

　　所以我觉得，现在强调培养金融家精神、银行家精神，关键是一个怎么造就一个金融环境、金融土壤、金融生态的问题。没有这个土壤你来培育这个东西，长出来也是一个扭曲的怪物。社会应该提供一个市场平台和一套人才评价体系，造就一个金融职业经理人阶层。哪些人可以成为哪一层次的经营管理者，社会应该提供这样一个市场。让社会来评价，这个人才能够被恰当地安排到哪个特定的位置上。如果客观上有了这样一个环境，我认为所谓重塑金融家精神的土壤就具备了。现在没有这个东西，你是合格人才但再有能耐也不用你，就像老百姓总结出来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你行也不行，”现在，银行干部本身是行政任命的，有些干部甚至是地方政府或者哪级党组织部门决定的。我们不说组织部门不公正，但他用的乃是另一套价值判断体系，和市场化的对金融职业经理人的筛选指标可能有冲突。所以，要切实搞好金融改革，就必须和国际接轨，按照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做事。要在体制环境上下功夫，我觉得，创造这个土壤可能比现在我们强调重塑银行家精神更重要，现在关键是研究怎么创建这个土壤，怎么在体制上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工农中建改革都循着一个思路：，建立一个集团，建立一个股份公司，把不良资产打包装进一个筐都交给集团了，如果政府财政没有钱，中央银行就从国家外汇储备来拿钱补充。我们的政府是不惜血本在做国有银行的改造。我认为，现在的金融改革，中央政府承担太多，从长期来看这也不利于降低改革成本，提高改革的效率。改革是有成本的，怎么用最小的改革成本取得最大的改革利益，这是我们研究改革发展路径，选择改革突破口时应重点考虑的一个核心点。

　　相关专题：新闻中国四月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