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小说的梦想者：作家哈金与他的作品

　　美国华人作家哈金的最新长篇小说《战争垃圾》(War Trash)刚刚获得了第二十五届“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作为一个年过而立后才开始学习用英语写作的华人作家，哈金是继几年前的《等待》之后第二次获得此项殊荣，也是继菲利普·罗思和埃德加·怀德曼之后，第三位两次获此奖项的作家。由于小说是以中国为背景的，所以格外受到中国文学界的关注。

　　《战争垃圾》：

　　一部华人用英语搭建的杰作

　　《战争垃圾》是一部回忆录式的小说。主人公——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已届古稀的退休英语教师，他经历过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多次巨大的变迁，而他深埋心底的最最痛苦的记忆，是年轻时在 “抗美援朝”战场上因受伤成了美军的战俘后在战俘营里的三年。他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在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后去了美国。小说就是从主人公去美国探望儿子一家开始的。在美国，他决定做两件事情：一是动手术把当年他在战俘营被刻在肚子上的纹身擦掉；二是完成他计划了大半辈子的回忆录。

　　这个老战俘说：“我要用我从十四岁起就开始学习的英语来写，要用纪录片那样的方式说出我的故事，保留历史的真实。我希望有一天，坎迪和鲍比(他的两个在美国的孙子)和他们的父母读了这些事情，能感觉到我肚子上纹身的分量。这部回忆录就算是我这样的可怜人留给我美国孙子的礼物吧。”

　　哈金在处理50多年前发生在朝鲜半岛的那场战争时，选择了一个看似微小、实则宏大的切入点：一个老人对战俘营经历的纯粹个人化的记忆和历尽沧桑的灵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哈金这样谈到《战争垃圾》的创作目的：“我想讲述一个普通士兵面对战争心灵挣扎的故事，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故事，而并非集体经验。战俘作为失败者，他们的声音被无情地剥夺了。”

　　单只这样一种立意和构思，就已使《战争垃圾》向杰作逼近了一大半。当然，这样一种构思是“西方式”的，我宁愿称哈金是美国作家。他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定居美国后，才开始作为一个作家写作的，而且，他使用的写作语言不是母语——汉语，而是他当时并不熟练的第二语言——英语。这样一种充满冒险，但是决绝的选择和状态，很大程度上使他渐渐与记忆中的生活、母语的氛围拉开了距离，同时也使他的思维获得了解放，使他可以发现新的视角和更加客观纯粹地写作。

　　美国有评论家称：“《战争垃圾》首先是一部动人心弦的小说，同时也是一部怵目惊心的历史。”我相信这个评价。

　　哈金在《战争垃圾》中处理的题材并不是他个人亲历过的历史，但他一贯平实的叙述方式使他并不是在凭空虚构“伪历史”小说。哈金是一个十分看重细节真实的作家，他讨厌故弄玄虚的文学写作，他认为丰富的、令人信服的细节“是搭建一座小说宫殿的基石”，而且只有通过这样的细节，才能比较全面地逼近人的心灵世界。所以，在为写作《战争垃圾》作准备时，他一方面唤醒自己上世纪七十年代作为一名解放军士兵在朝鲜乡村长达半年的驻扎记忆；一方面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搜集、研读了大量关于朝鲜战争的历史文献。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敢于在“作者后记”中说：“这是一部虚构的作品，其中主要的人物都是虚构的。然而，许多事件和细节却是真实的。”

　　从《辞海》到《疯狂》

　　纵观哈金迄今为止的写作，每一部作品都不是凭空虚构的，都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他的第一部小说集《辞海》(获美国笔会／海明威基金会小说处女作奖)所写的故事全部与他当兵时的经历有关；另两部小说集《光天化日》(获美国奥康纳短篇小说奖)和《新郎》则分别取材于他小时候生活过的乡村小镇，以及后来生活过的城市佳木斯与哈尔滨。

　　在《光天化日》序中，他说：“在某种意义上，我写《光天化日》是为了把一些曾经在那里存在过的人和事物保存在纸上。不管是严酷的，还是温暖的。”在我看来，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辞海》和《新郎》。至于使他一举成为美国重要作家的长篇小说《等待》(获199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和2000年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以及200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疯狂》，则更是起因于现实中的真实事件。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哈金在岳父家听说一个军医跟乡下的妻子离婚离了十八年，终于与一个苦恋了十八年的女人结了婚，但婚后生活并不美好；而哈金还看见过那个军医的背影。若干年后，这个真实的故事成了《等待》的基本框架。而《疯狂》则取材于他在国内读研究生时亲身经验的生活经历：一个谦和有礼的教授突然中风，住进医院，从此整天胡言乱语，不知所云。

　　当年，哈金和其他几个研究生曾被安排到医院照料过这位教授。

　　“伟大的中国小说”梦

　　最近，哈金在网上的一篇文章《期待“伟大的中国小说”出现》在中国作家圈里掀起了波澜。他说，每一个有抱负的美国作家都怀有写出“伟大的美国小说”的理想，而目前中国文化中还缺少“伟大的中国小说”的观念。他认为“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这样的：“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

　　去年，余华从美国访问回来后提到了哈金关于“伟大小说”的提法给他的震撼。余华甚至不无夸张地说：“他们(有抱负的美国作家)是用写五本书的精力写一本书，而我们的作家是用写一本书的精力写五本书……” 不过，当时没有很多人在意余华所透露的信息。

　　事实上，中国小说，尤其是当代小说失去伟大的抱负已非一日两日，很多当代小说早已成为时尚、市场和一切媚俗观念的附庸与矫情的献媚者。哈金本人的对“伟大小说”的梦想和写作，在某种程度上给我们的文学确立了一个尺度：空间上的距离(在美国)和语言上的距离(英语)，使得他在处理中国生活的题材时(他所有小说中的人物和背景基本上都是中国的)，完全没有中国作家笔下常见的夸张虚饰或回避真实。

　　在我看来，哈金的作品比我们很多聪明的作品更诚恳更真实地再现了我们的现实，而真实的力量似乎早已被我们聪明的作家们束之高阁，回避了。曹元勇／文

　　(曹元勇，资深出版人。现供职于上海文艺出版社，该社即将陆续出版哈金作品系列中文版，包括《好兵》(即《辞海》)、《光头化日》、《新郎》、《在池塘》及哈金的诗歌选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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