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遗址公园湖底是否应铺防渗膜？一次无关“民生”的听证会，激起了全国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这在中国听证会制度发展演变的不长历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与目前我国各大城市频频举行的绝大多数听证会不同，这次听证会并非由政府自上而下地发动的；确切地说，它是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而促成的。它是一次事前经媒体广泛张扬的听证。此次听证的“对象”无关某一城市市民百姓的具体生活：它既不涉及民用消费
品的价格调整，也不涉及城市公用设施的投资预算；它所要听证的“对象”，与其说是一个“园”内的一个“湖”，不如说是一种“资格”、一种权利，甚至是一种“态度”。
——当有人企图改变一处涉及全体国民感情的历史遗址现状时，公众要问：谁给了你这种资格？
——当有人着手将一处与城市生态息息相关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变成能够持续赢利的“游乐场”时，公众希望了解：谁给了你这种授权？
——当有人在作出一项可能对周边环境产生长远影响的决定却不征求事涉各方的意见时，公众想知道：是什么“底气 ”在支撑你的态度？
最令人感动的，是公众对此事的反应。
在听证会举行之前，一群绿色志愿组织成员为专家们提供了圆明园湖底防渗膜铺设前后湖面植物生长状况的对比照片；听证会举行当天，一些普通市民将他们对圆明园生态保护的建议写成材料，直接带到听证会现场……
在这一事件的推进中，可以说，媒体与公众之间，形成了一种配合默契的互动；而政府有关部门也“一反惯例”，积极地参与其中，“推波助澜”，三方合力，共同出演了一场“民意听证”的“教学示范戏”。
事情发展到这个时候，“圆明园湖底是否应该铺防渗膜”的学术之争已经变得相对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这场听证会确立了一个范例——这个范例就是：
没有任何政府部门可以漠视民意，不经论证和授权，而擅自处置属于全体国民的“资产”——不论它是物质财产，还是自然生态遗产，或者是历史文化遗产。
而政府方面的某一行政举措，即便已开始实施，即便已投入了上千万元的资金，即便它完成后不会对你我的物质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只要它违背民意，只要它出台的程序不合法，公众就有权要求行政单位举行听证。
在这场吸引了全国人民目光的新闻大战中，有一个人，一个名叫李开发的“孤独者”，值得21世纪的中国向他脱帽致敬。在4月13日举行的听证会上，中国管理科学院研究员李开发站在支持圆明园湖底铺设防渗膜一方，不过他出席听证会却未受圆明园管理处委托。面对情绪近乎失控的“反方”专家代表，李开发短短的发言被淹没在“反方”代表们的滔滔宏辩之中。因新闻媒体明显的倾向性，他一出场便被迫处于“道德弱势”的地位。
发言5分钟，李开发“享受”了5分钟的嘘声和倒彩，然而无论是“喧嚣的多数”，还是政府有关部门，都不能强迫他放弃立场——因为，他是为真理而来。虽然他手中握有的未必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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