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世界地球日：讲述普通人的环保人生(5)

　　汪永晨 狂热的环保身体力行者

　　本刊记者/龙曦　她曾经随中国第一支女子长江源漂流探险队到达长江源头；曾去阿尔金山寻找野骆驼；曾带着严重的腰疾完成了数十万公里的环保考察；曾和环保志愿者们为了反对处女河的大坝建设而四处奔走。还曾为了让北京动物园不被搬迁而大声疾呼……

　　汪永晨的脸上始终带着微笑，有点孩子气的笑。不矜持、不世故，甚至有些纯真。4月13日的“绿家园记者沙龙”上，汪永晨说得最多的话是：“新书出来了，买一本吧。”于是很多人掏钱，卖书的钱捐给怒江小学建图书馆用。

　　沙龙讲座开始了，汪永晨却提着盒饭蹑手蹑脚溜出去了一小会儿。她太忙了，上午刚刚参加了圆明园防渗工程听证会，还没来得及吃午饭。

　　下午5点，沙龙结束，汪永晨抱着两捆书在某宾馆的免费休闲区接受记者的采访——显然她对采访没兴趣，她急着回家写文章，或者去卖更多的书。

　　14日下午，在北京和平宾馆，记者再次见到匆匆而来的汪永晨。即使很忙，她也总是显得很精神：梳着很年轻的发型——前天是披肩发，今天是一根麻花辫。她的神情也像年轻姑娘，或许这就是她所向往的状态：“我就是大自然的孩子，也别长大了，永远是做大自然的孩子。”

　　童年的颜色

　　“我看到了很多的小蝌蚪，柳树发芽了，树叶都发生了变化……”小时候，汪永晨家住在北京玉渊潭附近。周末，父亲常常带她去远足，从玉渊潭沿着河流往上走。汪永晨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自然界的变化，感觉到自己与自然是如此的接近。

　　2005年3月底，汪永晨第三次考察怒江，在一个只有6个学生的江边小学里，她听着孩子朗朗地读着课文：“春雨沙沙，春雨沙沙，细如牛毛，飘飘洒洒，飘在果林，点红桃花，洒在树梢，染绿柳芽……”

　　汪永晨淋着雨走在怒江边，望着被雨打湿了的绿油油的大山，一边走一边背着孩子们朗读的课文，仿佛一下子也回到了自己的童年。

　　不过，童年时看到的一切都在日益改变。刚从怒江回到北京，汪永晨就收到朋友的信。信上说，随着珉江上一个个大坝的耸立，昔日会跳出“雪花”的岷江，如今连可供植物生长的一片湿地也没有。

　　行走在干涸的河道里，脚下的石头会“咔咔”作响，脚步带动的尘土在空中飞扬。而上个世纪80年代，那奔腾咆哮、浪花翻滚的岷江曾让汪永晨激动过。

　　边看朋友的信，汪永晨边流着眼泪。她不知明天的怒江、金沙江，会不会也只剩石头躺在空空的河床里。“我最大的希望是，我们的后代能够再看到我童年时蓝天白云的北京，课文里‘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汪永晨说。

　　酷爱广播的她，还希望能够建一座声音博物馆，让很多人来聆听她采自世界各地自然界的声音。听小海豚打喷嚏的声音、听长江源头冰川融化滴水的声音、听高原上牛粪燃起篝火、火焰舞蹈的声音……

　　环保不分贫富

　　1988年，汪永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做记者。一天，一名北京社科院的研究员告诉她，说来香山采红叶的人太多了，把黄栌的根都采出来了，红叶也被采走很多，破坏很大。他又带汪永晨来到颐和园的昆明湖，看工人们在湖面上“捞脏”，工人们说一天最多能捞一百多船。

　　汪永晨从那时起第一次产生了环保意识，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如此不和谐。她立即制作了两期广播节目《救救香山红叶》和《还昆明湖一池清水》，节目播出后在听众中引起巨大反响。

　　5年后，汪永晨从西宁坐“巡洋舰”到格尔木采访。在格尔木野牛沟，她看到野牦牛悠闲自得地在草地上吃草，藏羚羊们奔跑、嬉戏着……就当汪永晨陶醉于大自然的和谐画面之中时，一头刚刚被猎杀的野牦牛的尸骨横在她的眼前。

　　“它的血，红红的印在了高原小溪旁的石头上，它头骨上的两只角朝天，似乎是向苍天发问，为什么，这究竟为了什么？”从那一刻起，汪永晨决定，这辈子要把自然保护区的美和它存在的意义告诉更多的人，也要让更多人看到自然被人类糟蹋的样子。

　　1994年，“鸟痴”朱以勋和一群爱鸟的农村穷孩子，将汪永晨真正带上了环保之路：在贫穷的苏北农村，小学校长朱以勋卖了口粮面粉，换回一只受伤的大天鹅。一个孩子家要砍树盖房子，为了不让大树上三窝正孵后代的燕子失去家。孩子抱着爸爸的腿说，“你要是砍树，就先砍了我。”

　　那是位于穷山村里的一个美丽学校：绿树参天，树上挂满了鸟巢。学校里有鸽子楼，有小鸟医院，还有标本室。“我曾经以为有钱有闲的人才去做环保，这次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这种想法。”

　　“绿家园”理念

　　“不少人觉得环保乏味无聊，因为他们得到的是枯燥的数字和干巴巴的宣传报告，而我对大家说，来做游戏吧，来玩！”

　　1996年，汪永晨和中国环境科学院的金嘉满共同发起了“绿家园志愿者”——这个名字是汪永晨骑车上班路上灵光一现的结果，“绿家园，可大可小。大，我们渴望整个地球都是绿家园；小，就是我们家的院子，也希望它能绿。”至今，“绿家园”已有3万多名志愿者。

　　汪永晨总像个贪玩的大孩子，呼朋引伴，带领着志愿者们在十三陵水库旁边的蟒山森林公园里“领养树”；把荒漠植树“战线”拉到内蒙古的恩格贝、科尔沁，拉到长城脚、黄河边；他们和湖南东洞庭湖的小白雁一起看新千年的曙光；和山东荣城的大天鹅一块迎接了新世纪的到来；和江苏盐城的丹顶鹤一块过春节……

　　“我的工作、生活与环保已经融在一起了。节假日周末我们去京郊种西红柿，我们开篝火晚会、看星星、观日出、听鸟鸣。不论是植树还是在大街上捡垃圾，我们都觉得很开心，大家笑个不停。”

　　汪永晨说，“绿家园”的理念就是走进自然、认识自然和自然交朋友。“我先生常常和我一起去，在大自然里我们很快乐，这种快乐对身心健康都有好处。”“用不着刻意宣传，在大自然中玩，是最好的教育。你快乐了，就会爱它，像爱自己的家，自己的伙伴。”

　　不愿为怒江写祭

　　当然，他们也不仅仅是去玩。2000年夏天，“绿家园记者沙龙”正式启动，民间环保组织开始借助媒体的影响力，推动实际的环保行动。最有影响力的两件事就是反对都江堰和怒江的大坝修建，由此汪永晨也一度被称为“反坝人士”。

　　保卫都江堰最终以胜利而告终，怒江“保卫战”由2003年8月拉锯至今，仍让汪永晨感到深深的忧虑。

　　得知云南怒江中下游将修建十三级水电站的消息后，媒体掀起了报道狂潮。2004年2月，汪永晨和20多名媒体记者、环保志愿者一起，开始了为期9天的怒江之行，收集了大量图片、文字和声音资料。

　　时年2月18日，温家宝总理对规划做出批示，缓建大坝。消息传来，正在怒江的山谷中行走的汪永晨激动地失声痛哭。

　　“当时心情很复杂，也没那么惊喜、乐观。”汪永晨说，离开怒江的时候，担心再来时，这样漂亮的地方不知是否还存在，所以心情特别沉重，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最后的记录。2005年三四月之交，汪永晨第三次走进怒江，看到了为修坝而停在江中的勘探船，及从江心刚刚打出的岩芯。

　　回来后，严重的腰疾让汪永晨不得不卧床休息。某天，她随手翻到一篇祭文，在怒江时因为各种困难、压力和病痛而没流出的泪，终于溢了出来。汪永晨说：“我是担心有一天，要为怒江写祭呀！”

　　不极端的狂热

　　2004年末印度洋海啸后，汪永晨在一场“人类是否要敬畏大自然”的论战中走到风口浪尖，并被扣上了“极端环保分子”等一大堆“帽子”。

　　“我并不是像一些人所说，是不顾老百姓死活、极端的环保主义者。”汪永晨说，“比如反对大坝，很多人问我如果怒江还是要修坝，你会不会觉得很失败？”

　　“我觉得，其实这两年来，我们不是仅仅赶一个坝，而是呼吁环境评价的执行，呼吁监督机制和政策的透明，信息的对称。”

　　汪永晨喜欢将自己称为“环保发烧友”，她说：“我愿意把这个‘发烧病毒’传染给更多的人，和我来一起‘发烧’，一起关爱自然。”

　　也有人将汪永晨称为“狂热的环保主义者”，开始她很不理解这种称呼，后来有朋友给她解释。如果你今天存100元钱，明天可能就只有80元的购买力了。如果你还想得到100元，今天就要存120元。你要明天的美好，今天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我很喜欢这个比喻。如果为了明天更好，需要今天加倍努力的话，我愿意这样去做。如果这样做，对今天的人来说是疯狂、狂热的话，我觉得这个社会还需要有一些这样狂热的人，我愿意身体力行。”

　　汪永晨的环保之路(部分)

　　2004年 获得“世界环境人物奖”，并把两万美元的奖金全部捐给了怒江环保项目。

　　2001年 被国家环保总局评为“环境保护突出贡献者”。

　　1999年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环保热线》和《动物天地》栏目；同年，获中国环境最高奖“地球奖”；被国家环保总局评为“环境使者”。

　　1998年 出版《拥抱自然》；同年夏季，进入长江源区，成为中国第一个到达长江源头姜古迪如冰冰川的广播记者。

　　1997年 制作出广播节目《“白”了长江》。不久，有关“禁止在长江航行的船只上使用塑料饭盒的规定”出台；同年，“绿家园志愿者”开始推行沙漠植树计划。

　　1996年 发起成立了“绿家园志愿者”。

　　1994年 制作的广播特写《这也是一项希望工程》获中国环境新闻一等奖，节目中的主人公朱以勋荣获首届环保“地球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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