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人物周报：中国外交风格发生温和转变

　　中国的外交风格正在发生温和的转变。

　　2004年7月21日深夜，在纽约旅游的37岁中国商人赵燕无故遭受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的殴打。令美国官方吃惊的是，中国外交官做出了不同以往的迅速反应：驻纽约总领事馆官员很快前往探视，同时中方正式向美边境事务局发出照会，要求彻查。

　　5天后，中国外长李肇星亲自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通话，要求美方对此事展开“认真、彻底”的调查。同日，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紧急约见美国驻华使馆负责人，专门就此案向美方进行交涉。

　　“中国外长就一个公民的遭遇直接向对方外交最高长官提出直接交涉，这是很不多见的。”外交部下属的外交学院副院长曲星说。曲认为这直接体现了“外交为民”的思想。

　　2004年岁末，李肇星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执政为民”、“外交为民”是中国外交工作的宗旨。“我们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千方百计地维护境外中国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

　　从“外交为国”到“外交为民”，中国外交风向毫无疑问正在进行一次革新。“这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一直研究中国外交转型的社科院研究员王逸舟评价说。北大外交系主任叶自成则把它解读为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执政为民”思想在外交领域的体现。

　　“更有人的味道”

　　“中国外交正在变的更加人性化，更有人的面孔和人的味道。”王逸舟说。在他看来，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和外交官正日益“重视沟通，包括重视个人的魅力。”

　　李肇星在2003年12月23日与网民的交流是一个典型案例：当天下午，李肇星通过外交部网站的“中国外交论坛”及新华网的“发展论坛”与公众进行在线交流。多达2万名公众参与了访谈，李回答了近40个问题。这是中国外长第一次在网络上和大众交流。

　　外交部的很多官员也开始频频在电视上露面，谈中国的外交政策。同时外交部开始就自己内部运作情况主动与公众沟通：规定了开放日制度，邀请大家去外交部参观，第一次参观活动邀请的是一群“外交论坛”的网友。2004年1月19日，外交部首次向公众开放了第一批近一万份档案。李肇星表态说，档案既要为国家利益服务，也要为公众服务，外交档案对外开放就是为公众服务的具体体现。

　　“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曲星说。在这位副院长的印象中，过去外交部大门一般人“根本进不去”，外交部如今与公众互动的举措“揭开了蒙在外交部上的面纱，是外交亲民化的表现。”事实上，“亲民”政策不仅如此，人民大学外交系主任金正昆特别指出，外交部还专门在新闻司下设立了公众外交处，负责与公众的交流。

　　王逸舟认为，上述转变一方面是领导层个人努力的因素，包括中央最高领导直至外长李肇星，另外则是国内民众素质提高，公众参与外交事务的热情高涨。“还局限于一些老做法是不行的。”北大外交系主任叶自成说，人性化外交就要求外交部“不能总是认为我们是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没有义务跟国内的老百姓进行沟通。”他解释说，外交部有引导大众观念的责任，如果公众了解外交部在做什么，就能从她的角度思考，有些民间团体也可能来配合国家的一些措施。

　　“外交说到底是为人民服务，向老百姓敞开可以敞开的地方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应当是她的题中之意。”王逸舟说。

　　“公民外交”

　　专家们普遍认为，中国外交部在国内的温和表现只是其“外交为民”的一小部分，更多的转变则是中国外交开始从单一的“政府外交”向“公民外交”转变：更加重视维护在海外的中国公民的利益，越来越关心一些“琐事”与“小事”。

　　中国公民海外利益的凸显是外交政策变化的重要原因。根据公开的数据，2003年中国公民仅因私出国旅游人数达1500万，这使得中国公民经常被牵涉进一些国际突发事件中。仅在过去两年就发生了诸如中国公民在伊拉克被绑架、中国工程人员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遭恐怖袭击、中国江西商人在新西兰受骗等事件。

　　“外交要为国家利益服务。而这些利益大量是通过走出国门的普通民众来代表的。”叶自成说。曲星也认为，中国外交“要为中国商人在海外创造良好的环境”。

　　早在2000年，中国外交部便出台了《中国境外领事保护和服务指南》，2003年5月，这份《指南》又有了更加实用的新版本，在外交机构可以免费索取。

　　更本质的转变来自制度的安排——建立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机制：首先是建立一个部际应急机制，由外交部牵头，一旦海外出事，相关部委会立刻在外交部组织下作出反应。同时外交部内有自己的反应机制，规定了相关司局和使领馆的协调机制，突发事件发生时公布使领馆电话等等。

　　为了应对国外恐怖事件，外交部于2004年7月专门设立涉外安全事务司，职责重点就是把现在各部门处理中国公民在国外遭袭击的职能统一起来并进一步完善，同时更多地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

　　对此，叶自成解释说，外交是维护公民在海外利益的重要工具，“人民群众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如果每个老百姓你都不管你代表谁呢？中国外交不为他们服务为谁服务？”

　　在更大的背景上，这也是和国际社会互动的结果，很多的国家都把本国公民的海外利益作为国家利益的重要部分。“我们当然要跟随上这个变化。”

　　“复杂的学习过程”

　　一个趋势是，外交部正进入一个复杂的学习过程，由过去单一的“迎来送往，礼宾为主”向更复杂的功能转变。

　　“中国公民开始大量出国旅游，学习务工；另外我们在海外的利益，比如石油利益等在向全方位扩展，使得外交变的更立体。这就要求外交的功能不断拓展和增加。”王逸舟说。随着中国更多机构开始外事交流，外交部作为外事主管机构和这些部门的合作愈加频繁，需要知晓的领域也随之增加。

　　“比如谈台湾问题，外交部就不会过多涉及，台办系统有更多的发言权；如果是谈中美安全关系，外交部虽然也表态但是国防部起主要作用。”更多时候，外交部和这些部门形成一个复杂的协调合作关系。而这种协调的增加，使得外交部更多的熟知了相关领域，“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事实上，通过和各个部委员之间的协同合作，增加对专业事务的处理能力只是外交部学习的一方面，学术机构同样是其重要的智力资源。“外交学习不仅仅是具体知识的学习，也体现在理解能力的不断增强，思考问题的方式多元化。”王逸舟说。

　　曲星透露说，一般来讲，外交部在某个重大政策出台时都会召集一个大型的政策研讨会，邀请很多学者提供政策咨询和建议：比如中国和东盟合作在每个阶段都举行了相关讨论会议。同时建立了科研立项机制，过去外交部是调研型，一个任务下来了学者才去做。现在有立项机制，规范化调研，集中民间的智慧为外交服务。

　　另一种形式是“网络咨询”，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人员网络，比如东亚安全就有专门的人员网络。这种智囊网络相对松散，但是很灵活。

　　中国外交事务的智囊机构包括：军队系统，比如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社会科学院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方向相对宏观，东北的社科系统专长在中德关系和朝鲜半岛问题，而新疆方面研究“东突”问题较多；中央和各地方党校；各大高校的国际关系学院；最后是部委直属单位，包括外交部下属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安全部下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从单一决策到综合决策”

　　外交部公众外交处的任务之一是通过网络等渠道保持和公众的沟通，公众可以在网上就外交问题发表看法，有参考价值的，公众外交处会加以整理，通过这个途径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就能进入到外交的决策中。

　　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外交决策机制也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从单一决策向多层次的综合性决策转变”，王逸舟说。

　　曲星告诉《时代人物周报》，外交决策程序是从外交部各个司局到部级领导，然后到中央外办，再到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外交部是非常重要的外事政策的执行者和研究机构，因为使领馆也有调研室。她还是外交决策的直接参与者，比如中央政治局要考虑决策时，涉及到外交的肯定是外交部长拿意见，外交部的意见提交上去，然后再讨论。”

　　“任何国家的外交都是集权的，外交部直接体现的是一个国家最高层的意志。”叶自成说。中国历来有“外交无小事”的说法。据叶介绍，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外事权力相对比较集中。“当时毛泽东管战略，周恩来具体执行，重大问题都是他们拍板。”到了邓小平时期，“开始征求各个专家、研究部门和高校的意见，学者在决策过程中起到了咨询的作用，提供背景支持和方案建议。”

　　这种趋势现在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近年来外交部和学者的沟通明显增多，而且朝着经常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不仅外交部部领导，包括各个司局官员也是如此，各种咨询会议也在增加。另一个迹象是，外交部开始自觉吸收公众的意见，让老百姓的意见参与到外交决策的形成过程中。 本报记者 马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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