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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名博士民间求解三农问题 写出百万字调查报告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5月26日12:59 瞭望东方周刊

  “有一个男村民,吃着吃着眼泪就掉在碗里了,说他一辈子还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

  一份近百万字的关于中国“三农问题”的调查报告即将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位于陕西省杨凌区——中国惟一的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这份调查报告是由106名博士,在集中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调研上万农户的基础上精
心撰写而成的,调研方向包括农村基层政权、减负增收、医疗教育文化、退耕还林和打工者权益等近10个热点问题。”5月12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常务副院长侯军岐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透露,“这份报告除公开出版外,还将呈送高层决策者。”

  侯军岐已为这本即将出版的调查报告起了一个名字:《博士十策》。“我们的博士通过与农民和基层官员面对面的交流,搜集到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希望能为党和政府的决策建言献策,为实现社会和谐贡献力量。”

  在此之前,有农业经济管理、农业技术经济与项目管理、园艺等专业学科的106名博士,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派往陕西的农村。这个被校方称为“百名博士访三农”的活动,被博士们形象地称为“上山下乡”。

  农民不是不愿意讲真话

  谈到这次“博士访三农”活动的起因时,侯军岐说,“目前解决‘三农问题’,缺少的不是理念和方法,而是第一手的基层情况。解决‘三农问题’如同病人看病,病把握不准,再好的‘药方子’也没用。”

  2月21日,筹备了半年之久的“百名博士访三农”活动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启动,首批30名博士奔赴陕西的宝鸡、汉中、商洛和安康。

  “以前关于三农问题只是一个观念,只是一个概念,这次下去之后,感觉到了责任。”在读博士王秀娟深有感触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虽然去之前早有心理准备,但下去之后发现,一些农村的贫困现状还是让人触目惊心。”

  2月23日是农历的元宵节,王秀娟把带去的元宵和走访的村民一起煮着吃,“有一个男村民,吃着吃着眼泪就掉在碗里了,说他一辈子还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听得我们心里特别沉重,也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博士们和村民同吃同住。“我住在村长家,村长家的条件还是比较好的,但没有多余的被子,我和村长媳妇盖一床被子。”王秀娟说。

  陕西省柞水县瓦房口乡党委书记万维勤对这次“博士访三农”活动“感到非常惊喜”,“现在一些上级领导来农村视察情况,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农村有好多地方是需要步行才能到达的,但有几个领导能深入到这些地方去呢?顶多是车能开到哪儿就调研到哪里,会导致调研不够真实和全面。”

  一个让万维勤感受深刻的事情是,“现在好多希望小学的选址都是在车能开到的地方,而真正在最贫困最需要帮助的深山里,希望小学却没有几个。”

  “好多人有顾虑,担心我们的调查不会得到农民的配合。这是毫无道理的,农民是不敢向他的县官、乡官讲真话,而不是不愿意讲真话。”侯军岐说。

  “这次活动对帮助政府解决‘三农问题’是一个有益的补充。”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助理巡视员梦熊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评价说。据了解,陕西省省长陈德铭对此次活动曾作出批示:这应该是一次十分有意义的调研活动,既可使政府从一个侧面了解行政工作的进展情况和存在的不足,又可使博士们在实践中受到一次国情教育。

  “这是一场求解‘三农’问题的民间实验。”华商报社执行总编辑孙晓冰认为。此次“百名博士访三农”活动由华商报社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共同策划,《华商报》对此次活动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

  后税费时代的农村需求

  “我们在调研途中,经常会被农民拦住,咨询一些问题,有好多农民还找到我们的住处问我们,问的有农作物的病虫害防治、种植前景等,农民对科技的需求还是非常大的。”博士生刘天军说。

  让刘天军感到疑惑的是,每个县乡都设有农技站,但很多人什么也不懂,“我向农民发了10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98份,73份显示农户很需要科技人员,但没有科技人员下去为他们服务。”

  商洛市新田地绿色食品有限公司经理李元在听说“百名博士访三农”的活动后,专门来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邀请博士生到他的企业去看一看:“我们的企业在运作过程中总感觉力不从心,想请博士从更高更深层次指导。”

  李元毫不隐讳地说,当地政府每年都有好多科技下乡的活动,“但大多是刷刷标语,或者在大街上摆个桌子宣传一下,流于形式。”

  对此,柞水县瓦房口乡党委书记万维勤解释说:“乡镇干部的素质比较差,知识层次老化,信息落后,科技人员缺少,这些差异直接限制了经济发展。”

  李元向《瞭望东方周刊》讲述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真事:“某县农业局的一位领导对农业一窍不通,有一年冬天下大雪,这位领导十万火急地给各乡镇领导打电话质问,‘下这么大的雪,把麦苗冻死怎么办?你们采取了哪些防护措施?’”

  “农村现在非常需要科技人才,尤其是农业税减免之后,农村的发展有了更大的利润空间。但现在好多农民纷纷外出打工,把自己可以致富的土地放弃了,舍本求末,因为从土地上他们得不到更多的收益。如何利用科技增收,这是目前解决农民收入的一个瓶颈。”

  《瞭望东方周刊》在2004年9月采访宁夏回族自治区撤销陶乐县建制一事时发现,这个总人口仅3.2万人的小县城,竟然有2300多人吃财政饭的,而在政府各部门严重超编的同时,却是各乡镇农业科技人员的严重缺编。

  “综观中国农村历次变革,政策从基层来,从实践中来。”“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称,“所以后税费时代的中国农村需要更多的精英知识分子深入农村,与农民相结合,学习农民的创造力,发现农村的潜力,与农民协作,总结经验教训,寻找农业问题的综合解决之道。”

  不过,侯军岐认为:“大学要成为农业科技推广的主体,我感觉难为了大学,大学的利益源在哪里?教师的利益源又在哪里?社会责任感要和利益对接起来。”据介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毕业学生只有不到30%到了农业岗位上,而真正专业对口的不到10%。

  高教改革尝试

  在读博士生王秀娟目前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经济系副主任,1996年留校,主要教授课程为《农产品贸易》,“以前讲到农村时只是泛泛来说,现在就有具体的事例了。”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百名博士访三农”活动开展的同时,中国农业大学也开展了“红色1+1”科技行动,学校12个博士研究生党支部与北京市密云县12个村党支部共建,100名博士生进村,1个党支部带动一个村庄,一名博士生帮扶1个农户。

  “学校还从这些党员博士生中选聘6人到密云县挂职,分别任农委、科委等部门副处级干部。”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的秘书王海滨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王目前挂职密云县任县长助理。

  王海滨称,中国农业大学目前已有多名教授或在读博士生到地方挂职,如在云南红河州有1名副州长和6名副县长,在河南开封有1名副市长和6名副县长,“最近河北涿州市委又到学校联系,希望有人到当地挂职。”

  据称,教育部曾对两所农业院校组织的博士下农村活动给予充分的肯定。教育部办公厅编发的一份《简报》对此评述称,“推动农业科技教育与农业生产实际相结合,切实加强学生实践教育。”

  “现代社会对知识和智慧的依赖性很高,漠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研究者就是对社会责任的漠视。应用学科的研究者有责任去解答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说。《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陕西杨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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