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法律成为遏制赌博违法犯罪的利剑

　　□傅达林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司法解释对刑法的条文作了细化，明确了构成赌博罪的界定，强调了对国家工作人员实施赌博犯罪要从重处罚，从而为司法机关准确适用刑法、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

　　此前，公安司法机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集中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专项行动，已查获赌博违法犯罪案件11万余起，有效遏制了赌博活动蔓延的态势。在这种背景下，司法解释的出台，为进一步推进专项行动、建立打击赌博违法犯罪长效机制提供了制度契机。

　　我国刑法第303条关于赌博罪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刑罚门槛过低，已明显不适应当今社会对禁赌的客观要求。随着科技的发展，国内各类赌博犯罪的表现形式、手段包括赌资、赌具、赌场以及赌头、赌徒的表现形式、种类、构成等均发生了很大变化，法律先天的滞后性难以起到有效遏制作用，这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惩治赌博的立法。

　　此次两高的司法解释对“聚众赌博”、“开设赌场”等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特别是对近年来在我国境外和周边地区聚众赌博、开设赌场，以吸引中国公民为主要客源的行为作出解释，同时严格区分赌博与娱乐活动，防止赌博罪打击面的扩大化而侵犯群众的权利，体现了立法的针对性和人性化；更值得肯定的是，司法解释溶入了“从严治官”的精神，从重处罚国家工作人员赌博，并把为国家工作人员赌博提供资金和通过赌博行贿行为，明确规定为贿赂犯罪，体现出刑事罪名衔接的科学性，将有助于狠刹当前日渐盛行的官员赌风。

　　当然，现行关于打击赌博犯罪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例如，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对于实践中组织两人对赌、豪赌仍不能以“聚众赌博”定罪处罚，司法解释也未解决重“庄家”轻参赌的问题；刑法对于公务人员到境外赌博仍不能以赌博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像广受关注的吉林省延边州交通运输管理处原处长蔡豪文挪用巨额公款赴境外参赌，就因不具有刑法规定的构成赌博罪的特征(聚众赌博，开设赌场，以赌博为常业等)，法院没有认定其赌博罪。(《法制日报》5月9日)而且，刑法关于赌博罪的处罚规定偏轻，量刑没有档次之分，法定最高刑偏低，附加刑中没有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使得赌博的风险成本偏低，不适应打击犯罪的需要。

　　因此，打击赌博犯罪应将完善法律、严格执法和加强制度建设结合起来，立足于制度性的建设，在增强执法效率的经验基础上，对相关法律及时加以修正和完善，使法律真正成为遏制赌博者的利器。

　　一方面，立法禁赌必须以严厉打击官员参赌为重点。分析近年来的一些贪污案件，“贪官豪赌”现象非常严重，赌博成为了行贿受贿的暗道、滋生腐败的温床。如“慕马案”中的马向东，曾先后17次到澳门赌博，4次登上“东方公主号”到公海赌博，3天输了上千万；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私自跑到香港赌博，一天输掉350万元；原重庆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张宗海，在澳门葡京赌场贵宾厅一掷千金，共动用2亿多元公款，输掉1亿多元。为此，中央纪委、中组部特发出了《关于严肃查处党员和干部参与赌博的通知》。而在立法上，还需要进一步对官员赌博行为作出规范，明确相应的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在官员头上架设起预防赌博的“高压线”。

　　另一方面，立法禁赌必须突出综合治理，建立长效机制。如果一些影响赌博活动滋生蔓延的深层次问题不能得到根本解决，就难以遏制官员豪赌的反弹，而惟有持之以恒地综合治理才是行之有效的治本之策。为此，既要强化教育，构筑全民远离赌博的思想防线；又要建立“制度防赌”的事前防范机制，如针对官员挪用公款、权力寻租的赌资来源，建立严密的财务管理制度和严格的操作程序，健全各种渠道的监管措施，实施科学正规的审计等；还要建立长效的多元而合力的监管体系和科学的分级治理制度，使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和司法部门各司其职、互相配合。特别是行政执法部门对经营麻将、扑克等娱乐工具的公共场所要进行严格登记检查；公安部门对宾馆酒店进行定期禁赌例行检查，接受群众检举揭发赌博行为；检察机关及时介入干部涉赌案件，接受群众检举揭发“官赌”，形成遏制赌博违法犯罪的合力。

　　从长远看，社会发展将使赌博标的、场地更显复杂性，赌头、赌棍与赌徒之间相互关联方式更显多重性，这势必对国家立法、执法和司法不断提出新的挑战。我们只有及时完善禁赌立法，建立契合和谐社会需要的长效机制，适时调整打击重点，才能在法律利剑的威慑下、在严格的管理制度和透明的监督机制下、在卓有成效的公民道德建设下，奋起“严治官赌”千钧棒，澄清“政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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