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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博理美国大兵的中国人生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5月30日11:51 新世纪周刊

  本刊记者/旺达 摄影/陈萧军

  他出生于1915年的美国,幼年时期经历一战,青年时代又经历了二战。他被政府派往中国学中文和中国历史。而 后又亲历解放战争和文化大革命,看到了中国半个世纪的跌宕起伏……

  北京什刹海附近一座普通的四合院里,有位住了几十年的老住户,他就是美裔全国政协委员沙博理。从1947年算 起,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穿过漫长的沧桑岁月,90岁高龄的沙老依然快乐地忙碌着。

  雨后初晴的上午,记者拜访了沙老的这座小院。爬山虎和月季花的叶子在阳光下泛着光亮,空气里弥漫着泥土的气息 ——这个小院一如从前那样安静、温暖。

  沙老的书房,简洁又不失文雅,靠墙的书架上摆放的大多是他的翻译作品。在左侧的客厅里,夫人凤子微笑的照片跟 黄永玉、吴作人等老友题赠的字画悬挂在一起。每当沙老在书房工作的时候,他们都安静地陪伴着他。

  “被出卖”的婚讯

  简单地交谈过后,我几乎忍不住向他敬礼——沙老智慧、质朴、幽默,生动得有些超乎想象。

  “沙老,昨天我看了冯亦代先生的回忆录,里面写到了你和凤子。”

  “那个家伙啊。”一听到冯亦代的名字,沙老想起了什么有意思的往事,呵呵地笑了起来。“我们年轻的时候经常在 一起,在我跟凤子开始讨论结婚还没正式确定的时候,那家伙就写了一篇文章,卖给了大公报(结婚的消息),卖了五块钱, 害得我们完全被动了,被逼着开了一个PARTY,结婚了。”

  说起这件事,沙老对当年冯老“卖婚讯”的举动有点无可奈何,“很有意思,很好玩。”

  凤子是中国近代著名的作家和戏剧演员,与1947年来到中国的沙博理相互扶持,共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 雨。沙老曾在《我的爱人凤子》一文中写到:凤子不只是我的妻子,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流淌在中国和我之间的一 条不断的溪流,其间流淌着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个社会的精髓。

  “听说凤子跟您的结合,在当时的文艺界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记者的身后是凤子和沙老的合影,从他们眼角里流 露出的不只是浪漫,还有温情。

  “是啊,在上世纪40年代跟一个外国人结婚,太稀奇了。那时她的老父亲还健在,为了结婚,她专程回老家向其汇 报。她父亲是个封建的老学究,写古诗的,听了我的介绍,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就同意了。”

  异国缘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沙博理是美军的一名高射炮兵。当时的美国政府出于战略考虑,决定在军队中培养一批专业人 才,送他们去学习世界各地的语言,沙博理也在其中。

  “年轻时,我在大学学习过法文,但他们告诉我‘美军士兵中学法文的太多了,根本用不着’。于是让我去学中文, 我当时根本没想过,感觉像头顶响了一个霹雳一样。”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沙博理硬着头皮开始学习中文。一段时间以后,他惊讶地发现,居然对中文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1946年退伍,他领到了一笔可观的学费,带着这些钱他先后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中文。之后,沙博理来 到了中国的上海。

  缘于耶鲁大学一个朋友的介绍,沙博理到达上海的次日就见到了凤子,“正好她也想学习英文,我们开始互相帮助学 习语言。后来,通过跟凤子的接触,知道她在从事地下工作。虽没学习过马列主义,可我有正义感……”

  沙博理曾在纽约当过律师,在上海待了一段时间后,他又找了份律师工作,既解决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也能更好地帮 助凤子。

  “当时,凤子正在党的领导下创办《人世间》杂志,资金和办公地点都是问题,而沙博理的这份工作不但薪水可观, 就连办公地点也给地下党员们提供了方便——办公室的楼上是美国海军的军方机构,楼下是国民党的公司。谁能想到,进步人 士就是在这里讨论着‘如何把药品安全运到封锁区’的?”

  “这么做对您个人一点危险都没有吗?”记者问。“国民党可不会跟你客气的,外国人也会被他们关起来。如果他们 知道这件事的话,至少要把我撵走。”

  婚后不久,卧底的同志传来消息,凤子已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于是,1948年底,沙博理和凤子告别上海,来到 了当时的北平。

  中国公民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沙博理就跟凤子一齐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建设当中,只能通过书信与远在美国的母亲联系。沙博理 向母亲介绍他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并告诉母亲他的生活多么美好。1963年,沙博理的母亲决定到中国来看望儿子和 一直未曾谋面的凤子。

  “那时中美关系不好,我妈妈是偷偷到中国来的。她先到了香港,我们在深圳等她,然后带她回家,她就睡这个床。 ”

  沙博理指着书房一旁的屋子说,“我跟凤子睡在地上,她一到家就跟凤子非常好,跟我的女儿很亲。同事们听说我妈 来了,全都到家里来看她。尽管她一直希望我能回美国,但看到我在中国生活得这么快乐,还是提议我加入中国国籍。”

  沙博理坦言,最初他并没有想在中国待一辈子,最终促使他留在中国的是当时日趋紧张的中美关系。沙博理偶尔回美 国探亲,但随着美国反华势力的猖獗,他害怕有一天自己去了美国以后就再也不能回到中国。

  于是送走了母亲,沙博理便向单位提出了入籍申请,得到周总理批示之后,他从此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公民。

  请总理帮忙

  1966年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作为文艺界的骨干,凤子成为江青打击的重点,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

  “凤子在干校养小猪和小鸡,下午学习毛主席语录,还有没完没了的自我检讨。其他人一两个月可以回家一次,但凤 子这种‘犯严重错误的人’是不允许回家的。女儿那时也被分配到了通县的造纸厂上班,四年当中都是我一个人在家。”

  沙老性格开朗,即使谈起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他的眼睛里依然带着笑容,“我跟凤子只能靠通信联系,但是内容有 很多地方都被毛笔给刷掉了。”说到这里,他又笑了起来。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71年,作为外文局专家,沙博理等到了一次回国探亲的机会。他担心自己独自一人回到 纽约,母亲问起凤子时不好解释,就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希望总理能想办法让凤子跟自己一起回去探亲。

  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即使是周总理,所能提供的帮助也是有限的。在总理的多次努力之下,干校只允许凤子回北京待 上两天的时间,在把沙博理送上飞机后,凤子又匆匆返回了干校。

  翻译风波

  沙老说自己能在文化大革命中免遭厄运要感谢两个人,一个是自己的好朋友马德海,另一个是宋江。

  文革之初,作为中国公民的沙博理也理所当然地参加了贴“大字报”等一系列政治活动。老朋友马德海警告他说,“ 文化大革命不是什么好事情,你还是不要参加了。”

  老朋友提出警告后不久,正好有一个需要翻译《水浒传》的任务,沙博理便远离了“战场”,开始专心翻译巨著。单 位的两个派系为了往自己脸上贴金,均表明是在自己的领导下才出版了《水浒传》的英文版,也就不再追究沙博理是不是参加 了“运动”。

  但在《水浒传》翻译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沙博理还是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当时,对总理心怀不满的江青不 敢明目张胆地说总理坏话,就把总理比喻成新中国的宋江,借骂宋江来达到把矛头指向总理的目的。

  所以,当四人帮得知沙博理将《水浒传》翻译成《HerosoftheMarsh》的时候,立即怒气冲冲地赶到 他的办公室,明确表示了把“宋江们”称作“Heros”的抗议。

  沙博理试探地问他们:“你们说Heros不行,那Outlaws(好汉)怎么样?”

  “Outlaws是不是土匪的意思?”四人帮问他。

  “是啊。”沙博理很认真地点点头,《OutlawsoftheMarsh》就这样出版了。

  “触电”奇遇

  建国后,虽然沙博理一直从事文学翻译的工作,但他其实还是一个电影“票友”。

  由于凤子跟文艺界人士的来往密切,沙博理也跟许多导演熟悉起来。上世纪60年代,他首次在导演成荫的电影《停 战以后》中,扮演了“司徒雷登”式的人物。因缺少服装经费,沙博理得以把自己搁置很久的西装拿出来穿。对于那次演出, 他至今还感到兴奋。

  如果说首次“触电”的经历给沙博理带来的是一丝惊喜,那么他在第二部作品中的表现就只能用惊讶来形容了。

  197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长空雄鹰》,邀请沙博理在其中扮演一个驻扎在朝鲜的美国空军司令,那是一个比 “司徒雷登”更坏的人物。完成客串之后,沙博理马上又投身到自己的本职工作当中,几乎已经淡忘了这次经历。不想,他逼 真地表演被胡同里的孩子们看到了,以至于他每天下班走到门口时,孩子们从大老远的地方就伸出右手向他致敬:“Hell oHitleer!”

  “我当时就觉得拍电影挺好玩儿的,结果没想到被他们叫做希特勒,真把我给气坏了。”但从沙老的诉说中,记者感 到更多的是这位世纪老人一颗未泯的童心。

  “最后一个电影是《西安事变》,我演蒋介石的顾问W.H.DONAOD。其实这个人不坏,是被宋美龄派到西安 去劝蒋介石抗日。导演要求我讲英文,那是部很好的电影,你看过吗?”沙老很认真地问记者。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沙老像个孩子似的露出了笑容,“对了,那个就是我的告别演出。”

  见证并记录着

  如今,虽说从外文出版局退休已经20多年了,但沙老一直关心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关心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今 年“两会”期间,他还提交了关于旅游行业、交通安全、群众利益的提案。现在的他,比上班时候还要忙碌。

  从1982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开始,沙老每年都花大量时间到地方去视察。他在用脚步见证着中国发生的巨大变 化,沙老说:“这么走下去比看材料更真实。”

  此外,退休的这些年,沙老依然笔耕不辍,出版了自传;接受邓蓉委托,翻译的《我的父亲邓小平》英译本也已在美 国出版;撰写并主编的《中国古代的犹太人》一书的英文和希伯来文也相继出版。

  当《中国古代的犹太人》被翻译成希伯来文在以色列出版的时候,中以两国还没有正式建交,接受邀请的沙博理夫妇 成为以色列最早迎接的两位中国客人……

  年轻时经历二战的沙博理给人以美国大片里男主角的感觉。

  沙博理与夫人凤子的合影。

  墙上镜框里的题字“博学明理”似乎在提示着人们,这就是沙老的人生。

  沙老其人

  沙博理(SidneyShapiro),1915年12月13日出生在美国纽约,大学时攻读法律专业,毕业后 任律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耶鲁大学学习中文,并远涉重洋来到上海,接着投身于中国革命。

  1948年,其与在革命斗争中结识的凤子结为夫妇;从1952年起,他在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社从事翻译工 作;1963年加入中国国籍;1972年到《人民画报》社任英文改稿专家。

  其先后翻译出版《新儿女英雄传》、《家》、《春蚕》、《林海雪原》、《保卫延安》、《创业史》、《水浒传》、 《我的父亲邓小平》等文学作品。著有《我的中国》、《四川的经济改革》、《中国封建社会的刑法》、《中国学者研究古代 中国的犹太人》、《马海德传》等。

  他曾先后担任第六、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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