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博理美国大兵的中国人生

　　本刊记者/旺达 摄影/陈萧军

　　他出生于1915年的美国，幼年时期经历一战，青年时代又经历了二战。他被政府派往中国学中文和中国历史。而 后又亲历解放战争和文化大革命，看到了中国半个世纪的跌宕起伏……

　　北京什刹海附近一座普通的四合院里，有位住了几十年的老住户，他就是美裔全国政协委员沙博理。从1947年算 起，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穿过漫长的沧桑岁月，90岁高龄的沙老依然快乐地忙碌着。

　　雨后初晴的上午，记者拜访了沙老的这座小院。爬山虎和月季花的叶子在阳光下泛着光亮，空气里弥漫着泥土的气息 ——这个小院一如从前那样安静、温暖。

　　沙老的书房，简洁又不失文雅，靠墙的书架上摆放的大多是他的翻译作品。在左侧的客厅里，夫人凤子微笑的照片跟 黄永玉、吴作人等老友题赠的字画悬挂在一起。每当沙老在书房工作的时候，他们都安静地陪伴着他。

　　“被出卖”的婚讯

　　简单地交谈过后，我几乎忍不住向他敬礼——沙老智慧、质朴、幽默，生动得有些超乎想象。

　　“沙老，昨天我看了冯亦代先生的回忆录，里面写到了你和凤子。”

　　“那个家伙啊。”一听到冯亦代的名字，沙老想起了什么有意思的往事，呵呵地笑了起来。“我们年轻的时候经常在 一起，在我跟凤子开始讨论结婚还没正式确定的时候，那家伙就写了一篇文章，卖给了大公报(结婚的消息)，卖了五块钱， 害得我们完全被动了，被逼着开了一个PARTY，结婚了。”

　　说起这件事，沙老对当年冯老“卖婚讯”的举动有点无可奈何，“很有意思，很好玩。”

　　凤子是中国近代著名的作家和戏剧演员，与1947年来到中国的沙博理相互扶持，共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 雨。沙老曾在《我的爱人凤子》一文中写到：凤子不只是我的妻子，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流淌在中国和我之间的一 条不断的溪流，其间流淌着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个社会的精髓。

　　“听说凤子跟您的结合，在当时的文艺界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记者的身后是凤子和沙老的合影，从他们眼角里流 露出的不只是浪漫，还有温情。

　　“是啊，在上世纪40年代跟一个外国人结婚，太稀奇了。那时她的老父亲还健在，为了结婚，她专程回老家向其汇 报。她父亲是个封建的老学究，写古诗的，听了我的介绍，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就同意了。”

　　异国缘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沙博理是美军的一名高射炮兵。当时的美国政府出于战略考虑，决定在军队中培养一批专业人 才，送他们去学习世界各地的语言，沙博理也在其中。

　　“年轻时，我在大学学习过法文，但他们告诉我‘美军士兵中学法文的太多了，根本用不着’。于是让我去学中文， 我当时根本没想过，感觉像头顶响了一个霹雳一样。”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沙博理硬着头皮开始学习中文。一段时间以后，他惊讶地发现，居然对中文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1946年退伍，他领到了一笔可观的学费，带着这些钱他先后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中文。之后，沙博理来 到了中国的上海。

　　缘于耶鲁大学一个朋友的介绍，沙博理到达上海的次日就见到了凤子，“正好她也想学习英文，我们开始互相帮助学 习语言。后来，通过跟凤子的接触，知道她在从事地下工作。虽没学习过马列主义，可我有正义感……”

　　沙博理曾在纽约当过律师，在上海待了一段时间后，他又找了份律师工作，既解决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也能更好地帮 助凤子。

　　“当时，凤子正在党的领导下创办《人世间》杂志，资金和办公地点都是问题，而沙博理的这份工作不但薪水可观， 就连办公地点也给地下党员们提供了方便——办公室的楼上是美国海军的军方机构，楼下是国民党的公司。谁能想到，进步人 士就是在这里讨论着‘如何把药品安全运到封锁区’的？”

　　“这么做对您个人一点危险都没有吗？”记者问。“国民党可不会跟你客气的，外国人也会被他们关起来。如果他们 知道这件事的话，至少要把我撵走。”

　　婚后不久，卧底的同志传来消息，凤子已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于是，1948年底，沙博理和凤子告别上海，来到 了当时的北平。

　　中国公民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沙博理就跟凤子一齐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建设当中，只能通过书信与远在美国的母亲联系。沙博理 向母亲介绍他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并告诉母亲他的生活多么美好。1963年，沙博理的母亲决定到中国来看望儿子和 一直未曾谋面的凤子。

　　“那时中美关系不好，我妈妈是偷偷到中国来的。她先到了香港，我们在深圳等她，然后带她回家，她就睡这个床。 ”

　　沙博理指着书房一旁的屋子说，“我跟凤子睡在地上，她一到家就跟凤子非常好，跟我的女儿很亲。同事们听说我妈 来了，全都到家里来看她。尽管她一直希望我能回美国，但看到我在中国生活得这么快乐，还是提议我加入中国国籍。”

　　沙博理坦言，最初他并没有想在中国待一辈子，最终促使他留在中国的是当时日趋紧张的中美关系。沙博理偶尔回美 国探亲，但随着美国反华势力的猖獗，他害怕有一天自己去了美国以后就再也不能回到中国。

　　于是送走了母亲，沙博理便向单位提出了入籍申请，得到周总理批示之后，他从此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公民。

　　请总理帮忙

　　1966年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作为文艺界的骨干，凤子成为江青打击的重点，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

　　“凤子在干校养小猪和小鸡，下午学习毛主席语录，还有没完没了的自我检讨。其他人一两个月可以回家一次，但凤 子这种‘犯严重错误的人’是不允许回家的。女儿那时也被分配到了通县的造纸厂上班，四年当中都是我一个人在家。”

　　沙老性格开朗，即使谈起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他的眼睛里依然带着笑容，“我跟凤子只能靠通信联系，但是内容有 很多地方都被毛笔给刷掉了。”说到这里，他又笑了起来。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71年，作为外文局专家，沙博理等到了一次回国探亲的机会。他担心自己独自一人回到 纽约，母亲问起凤子时不好解释，就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希望总理能想办法让凤子跟自己一起回去探亲。

　　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即使是周总理，所能提供的帮助也是有限的。在总理的多次努力之下，干校只允许凤子回北京待 上两天的时间，在把沙博理送上飞机后，凤子又匆匆返回了干校。

　　翻译风波

　　沙老说自己能在文化大革命中免遭厄运要感谢两个人，一个是自己的好朋友马德海，另一个是宋江。

　　文革之初，作为中国公民的沙博理也理所当然地参加了贴“大字报”等一系列政治活动。老朋友马德海警告他说，“ 文化大革命不是什么好事情，你还是不要参加了。”

　　老朋友提出警告后不久，正好有一个需要翻译《水浒传》的任务，沙博理便远离了“战场”，开始专心翻译巨著。单 位的两个派系为了往自己脸上贴金，均表明是在自己的领导下才出版了《水浒传》的英文版，也就不再追究沙博理是不是参加 了“运动”。

　　但在《水浒传》翻译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沙博理还是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当时，对总理心怀不满的江青不 敢明目张胆地说总理坏话，就把总理比喻成新中国的宋江，借骂宋江来达到把矛头指向总理的目的。

　　所以，当四人帮得知沙博理将《水浒传》翻译成《HerosoftheMarsh》的时候，立即怒气冲冲地赶到 他的办公室，明确表示了把“宋江们”称作“Heros”的抗议。

　　沙博理试探地问他们：“你们说Heros不行，那Outlaws(好汉)怎么样？”

　　“Outlaws是不是土匪的意思？”四人帮问他。

　　“是啊。”沙博理很认真地点点头，《OutlawsoftheMarsh》就这样出版了。

　　“触电”奇遇

　　建国后，虽然沙博理一直从事文学翻译的工作，但他其实还是一个电影“票友”。

　　由于凤子跟文艺界人士的来往密切，沙博理也跟许多导演熟悉起来。上世纪60年代，他首次在导演成荫的电影《停 战以后》中，扮演了“司徒雷登”式的人物。因缺少服装经费，沙博理得以把自己搁置很久的西装拿出来穿。对于那次演出， 他至今还感到兴奋。

　　如果说首次“触电”的经历给沙博理带来的是一丝惊喜，那么他在第二部作品中的表现就只能用惊讶来形容了。

　　197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长空雄鹰》，邀请沙博理在其中扮演一个驻扎在朝鲜的美国空军司令，那是一个比 “司徒雷登”更坏的人物。完成客串之后，沙博理马上又投身到自己的本职工作当中，几乎已经淡忘了这次经历。不想，他逼 真地表演被胡同里的孩子们看到了，以至于他每天下班走到门口时，孩子们从大老远的地方就伸出右手向他致敬：“Hell oHitleer!”

　　“我当时就觉得拍电影挺好玩儿的，结果没想到被他们叫做希特勒，真把我给气坏了。”但从沙老的诉说中，记者感 到更多的是这位世纪老人一颗未泯的童心。

　　“最后一个电影是《西安事变》，我演蒋介石的顾问W.H.DONAOD。其实这个人不坏，是被宋美龄派到西安 去劝蒋介石抗日。导演要求我讲英文，那是部很好的电影，你看过吗？”沙老很认真地问记者。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沙老像个孩子似的露出了笑容，“对了，那个就是我的告别演出。”

　　见证并记录着

　　如今，虽说从外文出版局退休已经20多年了，但沙老一直关心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关心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今 年“两会”期间，他还提交了关于旅游行业、交通安全、群众利益的提案。现在的他，比上班时候还要忙碌。

　　从1982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开始，沙老每年都花大量时间到地方去视察。他在用脚步见证着中国发生的巨大变 化，沙老说：“这么走下去比看材料更真实。”

　　此外，退休的这些年，沙老依然笔耕不辍，出版了自传；接受邓蓉委托，翻译的《我的父亲邓小平》英译本也已在美 国出版；撰写并主编的《中国古代的犹太人》一书的英文和希伯来文也相继出版。

　　当《中国古代的犹太人》被翻译成希伯来文在以色列出版的时候，中以两国还没有正式建交，接受邀请的沙博理夫妇 成为以色列最早迎接的两位中国客人……

　　年轻时经历二战的沙博理给人以美国大片里男主角的感觉。

　　沙博理与夫人凤子的合影。

　　墙上镜框里的题字“博学明理”似乎在提示着人们，这就是沙老的人生。

　　沙老其人

　　沙博理(SidneyShapiro),1915年12月13日出生在美国纽约，大学时攻读法律专业，毕业后 任律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耶鲁大学学习中文，并远涉重洋来到上海，接着投身于中国革命。

　　1948年，其与在革命斗争中结识的凤子结为夫妇；从1952年起，他在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社从事翻译工 作；1963年加入中国国籍；1972年到《人民画报》社任英文改稿专家。

　　其先后翻译出版《新儿女英雄传》、《家》、《春蚕》、《林海雪原》、《保卫延安》、《创业史》、《水浒传》、 《我的父亲邓小平》等文学作品。著有《我的中国》、《四川的经济改革》、《中国封建社会的刑法》、《中国学者研究古代 中国的犹太人》、《马海德传》等。

　　他曾先后担任第六、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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