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画报：在雨中挖兔穴的小狗

　　走惯历史“野路子”的史景迁或许早就洞见到了可能的批评。在1990年《西方人看中国》一文中，他称：“自从西方人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天起，不管他们有多少人，不管他们曾写下多少关于中国的文字，但可以说西方人一直都搞不懂中国。”

　　外滩记者 曾进／报道

　　“但，不管怎么说，毕竟我挖出一些泥土。” Jonathan D. Spence，即美国汉学大师史景迁，在其研究著作《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序言中这样写道。在该序中，史氏称脑中经常浮现儿时家中小狗雨中挖兔穴的图景:“泥土飞舞，却见不到兔子。也许兔子们早就因为小狗汤姆的狂叫而感到危险的来临，撤退到更深更安全的地方去了。”

　　追寻中国历史，在这位历史学者看来，就好比小狗汤姆挖洞的翻版。

　　这位大不列颠人优雅的“自得”之语——“我还是能挖到点什么”——并非虚妄之言。回望过去，70岁的史景迁“挖”过的“兔穴”数目可谓惊人：平均3年完成一本书，已经出版14部研究著作，坐上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位子。让西方人感到相当生僻的中国历史，他却有本事在耶鲁大学讲堂口若悬河地讲成最热门的课程之一；此外，设若不是学府中人，想听史先生教诲的话，还得自掏腰包。有人为证。“20多年前(上世纪80年代)，我去旧金山访学，顺便去听他演讲，发现很多人衣装笔挺地进了演讲的小剧场，而且还有人在外面排队买票，我留意了下票价——当时是250美元。”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朱维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史氏的风光：“目前美国汉学界，只有两个人演讲要收费，一是加大的魏斐德，一是耶鲁的史景迁。”

　　福尔摩斯式的“历史小说家”

　　翻翻史景迁的著作，便可知晓作者是位好冒险、对中国历史好奇心极重的西方人士。他的汉学研究对象天南海北，从皇帝、造反派、革命领袖，到朝廷大员、读书人、西方汉学家，实在难以归类。连清朝山东郯城的一介农妇，也能激活他斑斓的感情，满满地写上一本书(《王氏之死》)。史景迁总是瞪大着自己的眼睛，仿佛要看穿那些早已作古的中国人。

　　他捧着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宫中档案雍正王朝奏折》，慢慢咀嚼雍正和他的臣子们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在枯燥的史料中冥想距其200多年之遥的中国皇帝的真正用心。这时，史景迁化身为福尔摩斯，紧张阅读皇帝朱批，辨析其语气里流露的讯息，猜想彼时彼地雍正的感情、心境以及可能的举动。

　　譬如，在读完一份关于“曾静谋逆案”(雍正乾隆年间著名的文字狱案之一)奏折时，他写道：“当雍正阅览完毕全文之后，又觉得胸中块垒不吐不快。尤其是对那个姓张的信使，非得批驳一番不可。在密折的大块空白之处，雍正的朱批洋洋洒洒一路写来，几乎挤到纸边尽头(《皇帝与秀才》)。”史景迁将臆想小心地建立在史料上，不敢走出太远；为证实自己的严谨，他的文章后必挂着冗长的注释。有时，这位原本文学出身的历史学家忍不住手痒痒，把才情洒在一两段寓意深长的话上。一位被丈夫掐死的农村女性该是什么样子？“当她被发现的时候，她看上去几乎好像活着的一样：严寒给她死去的脸上保留了生命的色彩。”(《王氏之死》)

　　阅读史景迁的作品，读者会不自觉跟随他去做一次历史侦探。雍正的奏折到底有多少寓意？接到谕令、执行任务的大臣们对主子的意旨揣摩到几分？王氏和她身份不明的情夫通过几种可能的路线逃出郯城？史景迁的写作模式与他对人物的困惑和理解密切相关，他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去揣测环境对人物造成的潜在影响。在历史学者踌躇于作为史料的资料面前时，他却常常能做出惊人的决定。

　　《王氏之死》中，史景迁笃信距离郯城不远的文学家蒲松龄深谙其周围妇女的孤独、性爱和想象。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引用小说《聊斋志异》的诸多情境来丰满他的女主人公。他自己解释道：“我以为，如能用蒙太奇的方式将某些形象串接起来，我们也许可以穿越那个遗失世界的其他资料，更好地表达王氏去世之前的睡梦中可能想到的东西。”

　　来自中国同行的批评和质疑

　　这些大胆“发现”史料、甚至“发明”史料的作品，形同黄仁宇的历史作品，在国内虽然畅销、受人瞩目，但也招致不少争议、乃至批评。

　　史景迁的中国同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王家范看完他的几本书后著文赞道：“史氏的写作风格不拘守门派，敢于脱出刻板沉闷，甚至带有浓重教条气的旧范式，为史学创作吹进一股清风，使之具有了形神兼备的鉴赏价值。”不久，他的文章引来网友的嗤笑：“像史景迁这样的以小说家笔法冒充历史的家伙，竟劳他来宣传。”

　　相对于这种口无遮栏的，没有给出具体论据支持的批评，一群年轻的历史学者日前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组织的“《王氏之死》研讨会”则显得更为公允与认真些。华师大冯贤亮副教授认为史景迁以独特的、有代表性的小事件来展开对大的历史问题的分析，值得中国同行学习。而复旦大学邓志峰副教授则就《王氏之死》质疑了史景迁理解王氏的可能性：“重要的还是要从精神上去理解她，就这一点而言，西方学者是否能真正切入中国社会的核心，尚存在问题。”他的质疑态度，恰恰和朱维铮的想法不谋而合。

　　朱维铮在接受采访时，对史景迁讲故事能力表示肯定后，马上提出一个问题：“据我所知，他本人不会讲中文，看中文材料也有一定困难，但他可以收罗很多中国学生帮他整理资料。这就好比一些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学者，他们压根不懂得德语或者法语，而只能通过二手的英语资料去了解，然而经过翻译的理论，有些神采已经走样了。”

　　走惯历史野路子的史景迁或许早就洞见了可能的批评，在1990年《西方人看中国》一文中，他称：“自从西方人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天起，不管他们有多少人，不管他们曾写下多少关于中国的文字，但可以说西方人一直都搞不懂中国。”

　　当然，这种自谦的否定，不过是史景迁的伏笔，正如他对小狗挖兔穴的否定之否定，他对自我追寻中国历史的道路依旧踌躇满志，最后，他以预言的口吻道：“我们对中国的感觉越是迷惘，越是摸不着头绪，也许，我们就越是接近那最有魅力的东西：真理。”

　　该书依据有关县志、官绅笔记和回忆录，辅以《聊斋志异》片断，再现了1668-1672年间山东郯城的社会状况，“聚焦的是当时当地非知识精英阶层的老百姓：农民、田间用工和他们的妻子。”

　　王氏，一个清朝乡下的妇人，在1671年结了婚，可在次年跟一个邻家的男子跑了。通奸和私奔在大清律中是重罪。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在逃亡路上，王氏被情夫抛弃了。无处可去的王氏只得回到了郯城乡村的家中。

　　丈夫任某似乎没有计较，他还新买了一张席子。1672年的一月底，在一次口角后，任某掐死了睡梦中的妻子，弃尸雪地。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在他这本薄薄的《王氏之死》中描写了郯城妇女王氏的悲剧人生，来透视大历史背后小人物的命运。

　　书以王氏开篇，又以她收尾，其实关于她的篇幅并不多，一两个章节而已，但她把读者“引向郯城和进入郯城悲哀的历史”。

　　[美]史景迁著李璧玉译 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1月版

　　该书取材于清雍正朝的《大义觉迷录》，讲的是轰动一时、相互交错的当时两起文字狱大案吕留良案和曾静案。史氏曾讲过因为自己喜欢雍正而不喜欢乾隆，所以写了这本书。

　　在这本书里，上至雍正、乾隆和他们的大臣，下至曾静以及他的同道，史氏都以平静的文笔描绘了他们的行状和内心。他既看到了雍正和乾隆作为异族的最高统治者在面临社会危机时的本能反应和两难境地，更一反常说，体察到如曾静那样陷入科举考试之网无法挣脱而最后不得不沦为边缘化知识分子的悲惨处境。

　　史氏关于此案的一个判语意味深长：“曾静和雍正皇帝从未谋面，然而我们却足可认定两人知己知彼。他们向彼此释放的信息有时晦暗不清，但基本上还是颇可辨读。他俩都充满自信并向往其所属意的国家。他们彼此为理解对方而摸索……”

　　[美]史景迁著//邱辛晔译 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3月版

　　朱维铮谈美国汉学及史景迁：

　　总比二月河要好很多

　　外滩记者曾进 采访／整理

　　美国汉学在大陆的传播和影响，大概有三个阶段，先是华裔专家余英时、杜维明、张灏、林毓生等人的著作最先传播到大陆，然后再是费正清、史华兹、芮玛丽等，现在较流行的是史景迁、黄仁宇、孔飞力、魏斐德等。

　　有些美国汉学家如史景迁、黄仁宇等人的著作，国内不少学者有不同的看法。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些观点便不被明史学者接受。比如最近《文汇读书周报》刊登王春瑜的《性情中人黄仁宇》还在批评他的大历史观。海外汉学对中国学界最有影响的人物，我以为是李约瑟，他的科学技术史不但影响科学家，对历史学家也很有影响。

　　在大陆还没开放以前，很多汉学家只能到台湾学习汉语。有的如史景迁，便不会说中文，有的如魏斐德，则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搞近代思想史的海外汉学家多喜欢研究梁启超，他的文章浅显，好懂；而很少有人去研究章太炎的著作，因为他文笔古奥，连中国人都很难看懂。

　　我本人和史景迁打过一些交道，知道他在研究毛泽东。但最近在香港看到他的一本关于毛泽东的书，很惊奇，没有想到他这么写，非常肤浅。他认为毛泽东就像中世纪欧洲的一种领主，总要捣点乱来引人注目，这比喻太不伦不类；他分析毛泽东早年生活、家庭关系造就其反叛性格，引用的史料和角度，都很奇怪、非常特殊。我看过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金冲及编著的《毛泽东传》、日本东京大学近藤邦康的《毛泽东传》，都比他那本书要好。

　　我觉得史景迁的可取之处在于他以讲故事的形式讲出了真实的历史。从普及大众的层面上说，特别对西方人开始了解中国，还是有用的，总比二月河那些对雍正专制充满羡慕的畅销书要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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