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由少年爬飞机坠落事件透视机场的安全博弈

　　5月25日7时50分，东航MU2417次一架A320型飞机又一次上演男孩坠落死亡事件。

　　2004年11月11日，类似的场面曾在昆明机场上演。

　　如果说第一次“机场惊魂戏剧”还可以解释为“偶然”，接踵而至的第二次却让人不得不质疑其背后的“必然”:看似防护严密的机场内，还有多少安全隐患？

　　空防“无缝系统”中的缝隙

　　5月的一天，刚来敦煌十几天的16岁四川男孩李德朝看见天上飞过飞机，对他投奔的远房亲戚卢九贵说，“我啥时能坐一下飞机就好了。”李德朝住的地方离敦煌机场30公里，每天早晨都有飞机从他头顶飞过。5月19日，李德朝离家出走，5月25日，他成为这场敦煌机场爬飞机事件的主角，他和他的飞行梦一起坠落。

　　这两次事件引起大家的直接疑问是:戒备森严的机场可以如此随便进入吗？

　　“道口护卫、围栏巡逻和飞机监护是停机坪防护的三重关卡。”中国民航学院空防安全研究所所长林泉告诉记者，“小孩可能是趁着夜色翻越低矮的围栏进入了停机坪，然后爬上飞机的。就说飞机监控吧，按规定，每架飞机周围要有1～2人，24小时不间断监护，飞机30米半径内不准人靠近。如果5月24日夜里飞机周围有人监护，不可能看不见，飞机过夜时不会放下梯子，小孩爬进飞机的起落架舱至少要十几分钟。”

　　此次事件调查组负责人、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副局长乔新山认为，这暴露出了敦煌机场管理混乱和责任不落实等问题，是一起“严重的空防不安全事件”，责令敦煌机场开始整改。整改措施包括对敦煌机场旧登机口的玻璃大门和窗户用水泥封堵，将大门原20厘米间距的栅栏加密，并在停机坪围栏周围增加流动巡逻人员。

　　得知起落架舱坠人事件在敦煌机场再次发生，中国民航学院空防安全研究所反恐怖中心的王庆西并没觉得特别意外。由于工作原因，王庆西经常奔波在国内各机场，对这些机场的空防状况了如指掌，“从空防安全的现状看，有其必然性。敦煌机场并非特例。很多机场，特别是为数众多的地方机场，人员进出控制松散，工作人员看着面熟就可以放行。有些小机场晚上都不开路灯，大机场安全门探测不到。另外，随着最近大量地方机场的新建扩建，有很多设计不规范造成的隐患，比如护栏高度不够，隔离区入口太多等等。”

　　“曾经有一次，在一架飞往香港的航班中，空姐配餐时发现比预算要多配一份，这才发现机上多了一个人。经一番紧张检查，原来是有人逃票，一个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学生模样的人，趁道口武警换岗时溜入停机坪，上飞机无人查票，干脆一屁股坐在第一排的贵宾席，空姐也没问。”王庆西说，这是一个反映空防安全漏洞的典型实例。

　　林泉教授说，航空安全分为飞行安全和空防安全，相比起机械、气象故障引发的飞行安全，对空防安全的关注和投入要弱很多。“‘9·11’事件是一个转折。‘9·11’后，面对恐怖主义的潜在威胁，国家在空防安全上投入了几十亿，但还是较弱。另外，空防讲究‘空中打，地面防’，我们一直是空中重于地面，去年还配备了‘空中警察’，而地面的空防，仍是薄弱环节。这也是近来频频发生爬飞机坠落事件的一个背景。”

　　“旅客进入机场，就开始进入空防安全系统中，情报、旅客登记、安检、监护、客舱保卫，一连串环节，无缝链接。这就像一个木桶，一个木板断裂了，水就会流出来。”林泉说，“这个系统靠三防:人防，包括机场公安、安全检查、空中警察;物防，道口、围栏;技防，监测器等。目前，我们主要还是人海战术，技防薄弱。而在围栏、停机坪上加探测器，很多事故就可以避免了。”

　　归属地方后的机场安全博弈

　　民航西南管理局公安局长李滇曾负责“‘11·11’昆明爬飞机坠落事件”的调查，他对记者说，敦煌事件发生后，西北管理局调查人员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他，询问上次事件的处理以为参考。“昆明机场当时是国内惟一的军民合用机场，小孩从空军围界进入，有些双方责任划分的争议。但敦煌机场是很清晰的，只是航空公司和机场之间。”李滇说。

　　林泉将机场和航空公司之间的关系比作停车场和汽车，“航空公司的飞机如果不在自己的基地过夜，每晚要交给机场过夜费，周边巡逻全权由机场方面负责。而航空公司在起飞前对飞机的检查是根据飞机制造商提供的清单来进行的，出事的空客A320型飞机，检查起落架时并不包括起落架舱检查，因此航空公司没有责任。”

　　航空公司和机场之间的争端升级始于2002年开始实施的第三次民航体制改革。在这场中国民航规模最大、最为复杂的一场变革中，民航实现了政企分开，组建了三大航空运输集团和三大航空保障集团，90家机场下放地方。2004年7月，包括敦煌机场在内的4家机场移交给甘肃省，成为全国“机场属地化改革”的最后一站。

　　“安检由航空公司负责，地面工作由机场公安保卫，升空后由民航总局调度。”林泉说，在新旧体制转轨初期，这种“婆婆一大堆”的多头管理引发混乱，地方政府与民航总局，机场、航空公司与民航总局，相互的利益博弈加剧，进而带来地方利益下机场重效益、轻安全的趋势。

　　九寨沟机场的安检员吴雷(化名)告诉记者说，他每月的工资不到1000元，“平时连出去买水果的时间都没有”。而且“机场内经常有人晕倒，机场雇用了很多临时工，干上一两年，技术留不下就走了”。林泉说，这种现象在各机场中普遍存在。“机场空防人员责任、义务不对等，表现为缺编、待遇差、素质低。比如，像全国最好的首都机场，安检员工资每月2000元，缺编300人。人防尚且如此，更不要说物防、技防的投入了。”

　　“现在我们就像美国‘9·11’之前，过多强调成本，认为保障空防安全与经济利益是矛盾的。”林泉说，“其实，对经济利益的计算要‘减负’。10年少摔下一架飞机，不就是安全保障的产出吗？”记者◎贾冬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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