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专访三国编写小组中方召集人

　　“我们应该视野宽一些，应有大国胸怀”--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步平

　　□本报特约记者　曾嘉

　　记者：您作为三国编写小组中方召集人，此时此刻您觉得满意的是什么？

　　步平：如果说满意，这本书最后能够面世是最大的满意。

　　三国学者在历史观、历史问题的表述上的差别是相当大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最多的是差异很大。……在这近三年的时间里，我们三国学者内部的争论是相当激烈的，而最后能拿出成果，是很不容易的。

　　记者：《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历史框架的定位是如何，怎么理解东亚史观？

　　步平：历史观，在理论上讲，我们并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史观在世界上影响是很大的，而参与编书的日本学者应该说是接受了这个史观的人。所以，这本书并不是完全颠覆了我们的历史观而做出来的。

　　但书中也有一些变化。比如，以往的教科书都是定位在本国历史基础上，以本国历史为中心。但是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看问题的视角就不可能局限于本国，还应该了解对方和国际。……如果太偏激和狭隘就是一种民族主义，日本右翼就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强调“光明的日本”，回避日本历史上的错误，甚至为侵略战争开脱责任，……而我们在批判他们的时候，就不能以我们的狭隘去面对他们的狭隘，我们应该视野宽一些，应有大国胸怀。这就是我们的书强调东亚视角的目的。

　　记者：这里是不是也有一个对他国历史观的包容问题？

　　步平：……我们可以从被害国和被害人民的角度理解战争，但当我们站在一个日本普通的国民角度思考就会有差异。

　　现在日本国民70%是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也同样认为战争很残酷，给他们带来苦难。这就有一个共同点，既然他们也反对战争，我们就可以在此基础上让他们了解战争带来的苦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口。如果不承认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仅仅强调他们是加害者，那我们就不能找到共同点。这也说明我们应该以包容的心态来看待这个问题。

　　记者：我们都知道，中、日、韩三国历史问题分歧很大，你们怎么能够走到一起来呢？如在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以及当今热点钓鱼岛等问题，三方学者有那些分歧？

　　步平：这是很具体的问题。就拿南京大屠杀中国军民死伤的数字问题，这本书并列举出两个数字：一个是战后南京审判的数字34万人；另一个是东京审判数字：20万人。……日方参与编写这一内容的是日本国内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非常权威的笠原十九司，他研究后坚持20万这个数字，而即使如此，他仍在国内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我们可以选择34万，但实际上是行不通的。首先，我们国内史学界对于这一数字也存在争论。其次，34万这个数字在某种程度已经成为我们的某种符号。……但日本人认为，不论多少人，一定要牢靠的统计，他们也同样有感情的因素在影响。

　　对此，我们最后认为，你能承认大屠杀，能承认日本残酷暴行，能理解中国人民的感情，那就不必在具体数字上纠缠。

　　对于钓鱼岛的问题，我们这本书并没有涉及，因为这毕竟是一本宏观历史读本，并没有详细到那种程度。

　　记者：您所讲到的学者间的这种冲突，是否是一种民族感性和历史理性思考上的冲突？这种冲突是不是很强烈？

　　步平：应该说是相当强烈。而且严格来讲，这种强烈冲突并不是在中日两国学者间，因为日本的这些学者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是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此外，他们在这么多年来承受很大压力。

　　倒是我们和韩国学者争论比较多，……主要是甲午战争时期，中国出兵朝鲜半岛的性质问题。在韩国的教材里，甲午战争是中国军队出兵朝鲜，也被看做是“侵略”。中方学者认为，当时的清政府与朝鲜是藩属关系，朝鲜向中国纳贡，不能等同于近代的侵略。最后我们还是坚持将“朝鲜政府要求中国军队去保护”写入书中。

　　记者：两年多的编书过程中，您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步平：我个人感觉自己对日本以及这段历史比较了解，但在真正编书后发现对历史的认识还是很浅的。

　　比如我们书中有一节名叫《汉字》，我们讲大家都是汉字文化圈，但实际上大家心理上的距离还是很远的。比如我们与日本进步学者之间应该说有相当理解，但在编书时，针对每一个数字，每一幅照片，我们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日本学者都会深究根据在哪。……这也促使需要我们中国的历史学者认真思考我们的治学方法和方向。

　　记者：这本书的资金来源是哪里？

　　步平：我们并没有为此专门立项，但并不是说没人关注我们。

　　我们中国学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自费在做这项工作，但科研经费本身也是国家拨付的。

　　今年以来，社会上开始广泛关注我们的这一工作，而中国社科院也对此很重视，特别让我们申请了8万元的资金，作为工作资助。

　　记者：这本书与我们现有的教科书内容有差异，这是否会引起国内一些不同声音？

　　步平：现在他们还没看到这本书，但我估计他们会产生情绪。

　　我已经收到了几封反对信，有一位美国华侨写信说：本来就不存在什么共同历史观，你们和他们谈什么历史观？

　　但更多人写信给我，表示支持我们这一举动，鼓励我们说，让那些反对者慢慢去理解吧。

　　我认为，肯定会有人不满意，他们会认为这不“解渴”，他们的很多举动可以“解渴”，但那对于事情的整个发展有没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积极作用？……

　　(本报记者吴晨光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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