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法国神父曾在上海收容近20万名难民

饶神父与孩子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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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警察与国际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站在沙袋上指挥涌入难民区内的人群

新民图表 制图 董春洁

　　本报记者金志刚 一部由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曾感动了亿万观众。影片中，德国商人辛德勒在纳粹疯狂屠杀犹太人的时候，冒险救下了1000多名犹太人。

　　在60多年前的中国抗日战争中，上海也有一位辛德勒式的人物。法国神父饶家驹在上海南市区倡导建立了南市难民区，前后收容了近20万名战争难民。前不久，上海社科院研究

员吴健熙向本报独家披露了这段已鲜为人知的历史。

　　租界内外两个世界

　　走在如今的人民路上，天是蓝的，街道是整洁的。而时空逆转到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时期，当时法租界和华界交界处的民国路(今人民路)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景象：抬头望到的是被战争黑烟染成墨色的云，将法租界与华界隔开的铁栅门南面一侧，聚集着大量难民，铁栅门一打开，他们就如潮水般涌进租界避难。

　　日本侵略军向上海闸北、虹口、杨树浦大举进犯，造成上海及邻近地区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据当时《立报》估算，在上海的难民不下130万。为避战火，逃进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难民最多时达70万，租界内人满为患。租界当局恐难民滋事，也惧日军趁机进入租界寻衅，用铁栅门阻止难民涌入，于是大批难民露宿街头，集结在最靠近法租界的南市民国路，缺衣少食，处境悲惨。成年人每日冻饿死者逾百人，儿童每日死亡约200人。

　　1938年出版，记录上海淞沪抗战始末的《劫后的上海》这样描写当时租界内外两个世界：“一线之隔，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地狱里面的人饥寒交迫，天天幻想着天堂。”铁栅门外的难民挤在一起，黑压压一片，一边担心头顶飞机的轰炸，一边央求把门的巡捕，“天空中出现一架飞机，就会引起很大的骚动和纷乱，后面的人尽力往前涌，男的哭，女的叫，夹杂着被挤倒在地上的孩子的被践踏的惨叫声。”

　　“独臂神父”建难民区

　　在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吴健熙拿出一本书，指着上面一幅肖像说：“就在大批难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时，这位‘独臂神父’倡导建立了南市难民区。”

　　吴健熙所指的“独臂神父”就是当年58岁的法国天主教神父饶家驹，人称饶神父，曾担任华洋义赈会会长、国际救济基金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副主席。

　　饶家驹1914年到中国，23年里一直致力于中国的慈善救济事业。“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他冒险出入战区，救护伤兵、难民，在闸北被飞弹击伤，被锯去右臂，从此成了“独臂神父”。

　　到1937年11月初，原先住在南市的居民，十之八九已避入租界，不少房屋空关，加上公共场所甚多，都可作为收容难民之用。城隍庙、沉香阁、老天主堂等，如全部开放可以容纳难民10万人以上。于是由饶家驹发起，开始筹建南市难民区。

　　最终划定安全区域

　　饶家驹向当时的上海市长俞鸿钧建议，在南市划一区域接纳难民。同时，他又向日方提出，对难民区勿施攻击。经过饶家驹的斡旋，终于得到中、日及租界三方当局同意，南市难民区于11月9日正式成立，其位置为南市旧城厢北部，占旧城厢三分之一面积，南以方浜路为界，东西北三面都以民国路为界，东端为小东门，西端为方浜桥。区内治安由中国派出警察200名，携带手枪、木棍维护秩序和安全。

　　南市难民区设监察委员会，饶家驹任主席，总管区内诸事。为便于管理，难民区分9个分区，每区设区长1人，下设总务、文书、训导、给养、庶务、卫生、清洁、登记、调查、医务各组。1937年底以后，难民区监察委员会名义上仍受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领导，实际上已受制于伪大道市政府“南市自治委员会”。

　　倒撑雨伞接下馒头

　　“东洋兵要想到上海，几十只兵舰开到黄浦滩。‘八·一三’东洋兵冲进闸北来，杀我伲老百姓、炸我伲火车站。我伲老百姓大家要拼命，不管老不管少要打退东洋兵……”今天，已经80岁高龄的李阿连唱起这首童谣时，依然握紧了拳头。

　　这首童谣是李阿连小时候在南市难民区生活时学会的。

　　1937年李阿连12岁，当时母亲已在战争中病逝，李阿连和两个弟弟跟着父亲住在南市区侯家路123号益和堂药店楼上。“我亲眼看到过日本兵在难民区外将刺刀扎进一个穿长衫的男子胸口，那一幕现在还记得……我们原来就住在南市区，在难民区里，我们和从别处涌来的难民一样靠救济生活。”

　　李阿连清晰地记得，他时常领着两个弟弟到民国路捡馒头大饼吃。“民国路一边是难民区，一边是法租界，靠北街法租界的二层楼上，住着几百户中国普通老百姓，他们每天都做好馒头大饼，从铁栅栏那边扔向难民区内，很多很多难民都到这里来找吃的！”李阿连那时就感慨“中国人就是帮中国人”，对“如同雨一样落下来”的馒头、大饼充满感激。有一次他看到一个男子将一把雨伞打开，伞尖朝下，不一会儿雨伞里就接到了很多馒头。小时候的这一幕让李阿连觉得“又滑稽又温暖”。

　　各方相助捐钱捐物

　　“在我的记忆中，如果没饭吃或者饿了，有4个地方可以找到吃的。”在年少的李阿连看来，当时南市区的居民和难民的生活还是可以的，起码不会饿死。

　　据李阿连回忆，当时国际救济委员会在城隍庙大殿给居民和难民分发大米，开始时每人一天能领到6两米(旧制16两为1斤)；上海市兴圣街毛绒业同仁救济会在积善寺发馒头，一周发一次，每人每次能领2只馒头；在豫园九曲桥上，也有社会团体发馒头，难民们就沿着九曲桥排队；而在老西门关帝庙，每天早上有一个社会团体分发小麦和大米熬成的粥。

　　“难民区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国外组织的实物、钱款捐助。”吴健熙告诉记者，当时上海不少机关、团体承诺供应给养一周或一旬；上海伶界曾发起义演，集款资助难民；区外难民也有节食捐献者，如“三一三难民贩卖团”绝食一天，节资6元，购大饼600余只送难民区；财政部长孔祥熙曾拨款5万元给饶家驹，并说明其中4万元专用于南市难民区；法租界为救济难民发行慈善奖券，每期所得十分之九拨南市难民区；美国红十字会捐赠中国战区难民100万美元，有部分拨予南市难民区。

　　难民子女免费入学

　　难民区在梧桐路老天主堂处设7所难童学校，招收了2000余名学生，难民子女均免费入学。另在九亩地阜春街设残老院，收容病残老人130余位。中华医学会在区内设问诊处12处，并在万竹小学内设流通图书馆。区内还设立了草绳工场和板刷作坊，招收难民200多人，后因缺原料停办。继而又办起一个刺绣与花边工场，由法籍拯亡会修女执教，收难民妇女为徒。

　　难民区里，饶神父有很高的威信。一次，有人站在高处分发馒头等食物，几十个饥肠辘辘的难民一拥而上，乱成一团。饶神父推开那些饥饿的手，拍打着难民们的头，“不要抢，安静下来，排队领取！”原本温文尔雅的神父突然大声训斥，但那些被打的难民都笑嘻嘻地看着这个外国人，丝毫不动怒，他们都知道这个人是来帮助自己的。

　　“难民区里的难民生活尽管艰难，但与栖息租界里的难民相比，他们还是幸运的。

　　任何一位从公共租界难民营里来的人，对安全区难民的第一印象是，他们要健康快活得多。”吴健熙这样描述。

　　神父黯然离开上海

　　日方虽然表面上承认南市难民区“不受武力攻击”，但实际上从未放弃对这个区域的觊觎。1937年11月12日中午，新北门障川路窜出30多名日兵，在沙包上插起太阳旗，用枪刺驱散周围难民；下午又开来2辆轻型坦克，西向巡行民国路，14名步兵尾随，恣意查抄行人。后经饶家驹交涉，日军才未越过民国路。

　　1939年九十月间，由于日军在上海实行经济封锁，严格管制米、棉、煤等物资，加之物价飞涨，难民区经费日渐枯竭，供给越来越困难，不得不降低供应标准；同时动员有工作能力的难民自谋出路，并疏散部分人员回乡。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慈联会以“疏散回乡”的名义，由饶家驹搞到两批通行证，输送难民中部分青年投奔新四军。此时，区内尚有难民19209人，收容所88个。

　　一直在难民区工作的饶家驹喜欢和难民在一起，他经常搀着儿童的手，抚摩他们的头，从口袋里掏出糖果给他们吃。神父和大家一起经历着危险。一次在难民区与非难民区的交界线上，神父的黑色法衣被飞来的弹片撕开了长长的口子。还有一次，日本士兵用枪顶着他，他毫不畏惧，幸而举枪的日本兵最后没有扣动扳机。

　　1940年6月16日，饶家驹奉法国天主教会之命，离开中国去巴黎从事战时救济工作。当他黯然告别相处了26年的中国老百姓后，南市难民区因缺乏主持人，很快就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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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市难民区大事记

　　1937年11月4日，上海市政府批准设立南市难民区，并以不损失领土主权为前提，提出“任何外邦不得干涉中国领土主权”等4项原则。

　　1937年11月5日，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答复：“同意该区域(难民区)只供市民居住时，保证不对之进攻，也不在该区域内进行军事活动或敌对武力行为。”

　　1937年11月8日，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议定在南市难民区四周各路口竖立旗帜，旗帜上有大红十字及国际救济委员会中、英文名称。第二天下午，开始在方浜路各路口修筑防御工事，南市难民区区域正式划定。

　　1937年11月9日，南市难民区建立第一天，先辟城隍庙、豫园、小世界及各学校、教堂为收容所，当即收容2万余难民，此后陆续增加，最多时难民区内约有130个收容所，区内难民数超过10万。

　　1939年9月13日起，由于日军对上海经济封锁，加之物价上涨，难民口粮由每日6两减为3两。10月1日起居民停发口粮，对其中不能维持生活的4700人，另设3个收容所安置。

　　1940年7月3日，难民区监察委员会致函法国驻沪总领事馆，宣告已于6月30日停止活动。至此南市难民区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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