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周刊：形形色色的中国人

　　中国的发展使它成了全球经济的一个中心，那中国活跃着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下面的文字或许能让我们略知一二。

　　中产阶级

　　董小姐和她丈夫高先生现在所过的生活，是他们的父辈想都想不到的。他们最近刚刚

买了大房子，现在正在装修。星期天他们来宜家采购，原本是要给四岁的儿子买一个书架和电脑桌。但是当他们看到造型别致的电视柜和CD架的时候，又忍不住要买下——他们的装修方案又要做调整了。

　　在他们的信念中，“做好工作，为国效力”的观念并不是很强烈。相反，想法与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倒很一致，那就是 “多赚钱，买大房子，把孩子送到好学校”。38岁的董小姐在商务部的拉美司工作，每年要到拉美出差4—5次。她的丈夫以前也在政府部门工作，最近辞职与人合伙开了公司。他说，以前总想抓住金饭碗不撒手，现在，想要看看离开它能走多远。

　　过去一两年中，在去机场的路上，新的楼盘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在这些楼盘的规划中包含了许多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因素：美式庭院、野餐设施以及装备有球台的地下室。虽然有些是为国外客户或者国内非常富有的人设计的，但主要还是为了迎合那些具有国际口味的中国中产阶级的需求。

　　现在董小姐一家还在为孩子的教育攒钱，他们的孩子在幼儿园的花费大约为每月100美元，他们希望儿子能到海外留学，但一定要等到高中毕业。“我们这一代人虽然比父辈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但仍然错过了很多机会，我希望我的儿子能比我们有更大的自由”。高先生说。

　　流动人口

　　王传利来自安徽，在他的家乡，大部分男人在农闲时都会离开家乡，到全国各地做建筑工人，“我们像水一样流动” 。他用装米的袋子充当旅行箱，休息时就把这个袋子当作坐椅。他衣衫褴褛，脸被太阳晒得通红，是千万个离开家乡来上海打工的民工中的一员。

　　这些进城打工的人在中国被称为流动人口，大约有1.14亿，像王先生这样的流动人口是上海高楼大厦的缔造者，而他们却不能享受这个城市的繁荣，他们的工资是5元/小时，相当于60美分。

　　虽然这个43岁的男子头发凌乱暗淡，但他认为自己生活得相当不错，他住的房子里有5个上下铺，10个人住在一起。

　　王先生在家乡有老婆，还有15岁的儿子和13岁的女儿，他每月都会给他们寄钱。他不愿意让儿女们走他的道路。

　　他上过高中，但没有考上大学，“每个人在年轻时都有梦想”，王先生用他带有污垢的手认真地做着手势，“我曾经学习经商，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但我们必须根据实际来调整自己的理想，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学习怎样盖房。”

　　雅皮士

　　王小姐穿着高跟鞋和有皮毛装饰的外套，一手提着粉红色的手袋，一手举着香槟，28岁的她正在参观一个“先锋艺术”展览。她周围都是上海的名流，他们聚在一起聊天，普通话、上海话中间夹杂着英语或者台湾腔。

　　她来自浙江省的一个小城市，在北京读大学，在法国获得了管理学硕士学位，“以前，很多人到了国外就不回来了，但现在，国内的机会比国外还要多”。她能讲非常流利的英语，她的朋友也大部分有出国经历。

　　王小姐是上海雅皮士的典型，她最喜欢在外滩三号徜徉，外滩三号有提供精美菜肴的餐厅、高级品牌专卖店、水疗中心、画廊和音乐沙龙。

　　不久之前，还只有政府官员在举行某种庆祝活动的时候才来这里，但是现在，这里的客户大部分是个人，“这是生活观念的改变，我们已经不再想存钱，因为我们不知道是在明天就会失去现在所有的一切。”

　　王小姐大部分的下午时光都用来逛街，几年前，逛街买Prada手袋的女士经常是有香港或台湾的商业大亨陪伴左右，而现在雅皮士是花自己的钱。王小姐在一家房地产公司上班，在这个房地产犹如电脑复制一样增长的城市里，房地产公司给她提供了丰厚的薪水，年薪大约3.5万美元，并且提供了免费的公寓住宅，这又为她节省了很大的一笔开销。

　　与她的许多朋友一样，她并不是很着急结婚，“结婚就会失去很多自由，所以，我不会很快结婚，现在我很享受我的生活。”

　　莫让1930年历史重演

　　在中美就人民币汇率引发的争吵中，人们的眼睛总是盯着中国。美国的态度是，如果中国不浮动人民币汇率，美国就应向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27.5%的关税。但艾奥瓦州共和党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不支持这种做法，他认为这会导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那样的结局。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是1930年的事了。当时，美国国会通过这个法案把对进口货物的关税提高了60%，其他国家对此纷纷采取报复性措施，也提高了关税。这被认为是1929年股市狂跌之后最糟糕的经济事件。

　　格拉斯利说：“如果一个国家不愿按你说的方式办事，你就给人家的货物征收27.5%的关税，1930年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也是这么做的，但最终却引发经济大萧条……保护主义由美国发起，但最终不会止于美国。因此，我们必须寻求别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中国的不妥协姿态可能不是因为固执，而是出于对其潜在经济状况的真切担心。中国银行的坏账很多，消费者的信誉也是一个问题。如果金融体系还没有成熟，中国就不会去碰人民币汇率。所以，美国用高关税来威胁中国是不会有结果的。把贸易制裁和人民币汇率挂钩，将引发美国人不愿意看到的后果。

　　如今，世界经济联系紧密。美国需要中国的低价货物，中国也需要美国的市场。破坏这种联系对谁都不好，如果美国和中国的商业关系出现问题，无论从收入还是人力资源上讲，美国公司都将遭遇重大威胁。

　　中国工厂太多了吗？

　　最近，中石化将与德国公司合资在南京附近建立一个新的化工厂，将投资29亿美元，工厂占地220公顷，预计年产乙烯600万吨。到今年年底，还有其他两个乙烯工厂将建成，分别是中石化和英国的BP在上海建立的合资公司以及中石油和荷兰皇家石油公司在广州合资建立的工厂。

　　所有人都预计，中国的乙烯产量将比2004年上升36%。而让人担忧的是，这些企业都将在2010年前开始生产，中国的乙烯生产量在2009年之前将以每年22%的速度增长，而国内的需求量年增长还不到13%。中国乙烯的产能过剩，已经使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下降了50%。

　　中石化的一个发言人称，他们并不为乙烯的过剩产量感到担心。这是因为中国的石化企业认为，国内的消费者将吸收所有的产量，毕竟中国的经济在过去两年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9%，在2005年的第一季度达到了9.4%。

　　至少到现在为止，国内的生产建设消化了大部分的产量，不仅是石化产品，建筑原材料，从国外进口的机械设备都是这样。这导致了中国公司和设在中国大陆的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膨胀。但是，如果中国经济减速呢？

　　事实上，中国的暴利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钢铁、水泥、石化产品以及汽车、芯片等已经有了过剩的迹象，这为以后的盈利蒙上了阴影。据汽车联合会统计，由于恶性降价竞争，从今年1月到4月，汽车利润率下降到了4%，而去年同期为9 %。工厂的产能仅仅能利用到70%，汽车业减速的最明显征兆是，许多合资的汽车公司开始裁员。

　　与此同时，中国的钢铁产量也将很快超过自己的消耗量。如果把进口和在建的投资考虑进去，产能过剩现象将更加严重。在半导体生产领域也同样如此，中国已经有了35个芯片加工厂，但还有22个将在2008年建成。

　　当然，如果产品对路的话，在中国还是有大钱可赚的，生产芯片加工设备的AMAT、Nikon等就是靠把产品卖给中国的芯片厂赚到了丰厚的利润。飞利浦上海分公司的老总称，中国的有钱人还是愿意花7000美元购买最新款的平面电视的，而且这个市场增长非常迅速。但是，对于许多公司来说，高额丰厚利润已经是可望不可及了。

　　中国改写星巴克文化

　　在中国，喝咖啡仍然被看作是一种社交，而不是每天的必须活动，人们总是约朋友在星巴克见面和聊天，经常在那里呆几个小时。在美国，来星巴克的人总是从服务员手中接过咖啡或者三明治就奔向下一个约会地点。

　　星巴克在香港5年的经营经验表明，中国人把它看成一个餐馆，而不是一个咖啡外卖连锁。在中国，把星巴克食品带走享受的还不到5%。“中国人很奇怪，他们不是单独喝咖啡，这也是这里销售额超过美国的原因——中国人在喝咖啡时会吃其他东西。”

　　在中国，星巴克生意最好的时候是在下午或者晚上，而在美国，早晨是星巴克最忙的时候。除咖啡外，星巴克还出售其他东西，像咖啡豆、杯子和CD等等，但这些东西在中国的销售量非常小。星巴克计划在香港为这些东西寻找新的销售渠道，而在中国大陆则还要再等待5年的时间。

　　沃尔玛改造中国工厂

　　沃尔玛是中国的第六大进口商，作为连接中美两个经济体的中间环节，沃尔玛的作用不容忽视。

　　沃尔玛希望把一些美国的观念和标准传输到中国的工厂里，虽然按照中国的标准，工厂同样能运转，但沃尔玛相信这些标准的实施会带来一些变化。沃尔玛的供货商，必须规定工作时间每周不能超过40小时，安全设施必须齐备，还要为员工提供舒适的居住环境。

　　而在执行中沃尔玛发现，有些工厂非常狡猾，假装很认同这些标准，甚至在检查前特意训练员工做假。“很多中国的工厂不明白我们为什么对执行标准如此在意。他们经常会说，如果我这样做了，我的成本会上升，但我们的回答是，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为了贯彻这些标准，沃尔玛远东区经理唐先生游遍了中国，对所有供应商都进行了突击检查。2004年，有650 0名商务代表或供应商参加了相应的培训。

　　唐先生每到一个工厂都会重复公司的政策：“没有礼物，没有回扣”，他甚至不参加中国工厂主礼节性的宴请。许多中国官员看到后都非常感动。

　　唐先生认为，我们降低了价格，但并不是要它们亏损，我们是在帮助它们提高效率。要想成为沃尔玛的长期供货商，必须要有很低的成本、优异的质量和出色的设计。在有13亿人口的中国，沃尔玛的方式可能并不会带来巨大的飞跃，但至少是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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