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专家汤钊猷的魔力

　　“在这一领域，无人做出比他更杰出的贡献，他是被世界公认的。他的非凡成就已经彻底改变了肝癌诊断和治疗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每年挽救了数万个生命。他已获得大量来自全世界的赞誉、奖励、荣誉及关注，并给中国医学界带来无限荣耀。作为一名肝外科医生，他已成为‘世界最著名的生物医学专家之一’。”

　　撰稿／刘 琳(记者)

　　汤钊猷的学生们再次感受和见识他的国际名声之隆、国际地位之重，是在今年4月美国佛罗里达的棕榈滩。

　　在这个被称之为“美国富豪天堂”的度假胜地，4月14日这天，云集了美国几乎所有最出色的外科医生，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科顶级人物——一年一度的美国外科学会年会在此召开。这个在美国历史最长、最具声望的学术组织在今年年会的开幕式上宣布，来自中国的汤钊猷教授当选为名誉会员。这是该学会给予外国学者的最高荣誉，迄今，125年里有67位非美籍外科医生获此殊荣，而汤钊猷教授是中国大陆唯一的名誉会员。

　　美国外科学会主席珀尔克(Polk)教授代表整个学会如此评价中国同行：“汤钊猷教授是一位世界广泛公认的肝癌专家。作为一位对人民无私奉献的医生，以及在外科学术上有着极高境界的汤钊猷，毫无疑问值得选为美国外科学会名誉会员”。

　　汤教授的学生们说：“在那么多老外名医面前，作为一名中国医生真的备感荣耀，全是沾了汤老师的光啊！”

　　汤钊猷教授是会上最热门的被要求合影者。汤钊猷教授的老朋友们来了，他们热烈拥抱——那都是些业界久仰的“大亨”：肝移植之父托马斯·斯达泽(ThomasStarzl)，数年前，汤教授曾为他的中文版自传《组装人》写序；前美国癌症协会主席瓦尔特·劳伦斯(WalterLawrence)，他们曾在国际肝病学奠基人汉斯·珀波(HansPopper) 的80寿辰派对上相识。还有许多汤教授并不相识的同行慕名前来表示祝贺。

　　“土包子”的“土”

　　事实上，对今年75岁的汤钊猷教授来说，这是一个“飞”来的新荣誉，在被美国外科学会理事会投票一致通过选为名誉会员之前，他毫不知情。

　　但是，对全球业界的任何一个组织和机构来说，汤钊猷教授是东方的一个重要学术人物——他对肝癌研究的杰出贡献，以及他目前领导的研究至今所保持着的国际前沿地位，使他近30年盛名不衰，是当今国际最著名的肝癌研究专家之一，也使中国的肝癌研究在国际上牢牢占据着一席之地。

　　世界著名肝病专家、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前任校长鲁迪斯密德(Rudischmid)曾这样评说：“汤教授是世界最杰出的肝癌专家。在这一领域，无人做出比他更杰出的贡献，他是被世界公认的。他的非凡成就已经彻底改变了肝癌诊断和治疗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每年挽救了数万个生命。他已获得大量来自全世界的赞誉、奖励、荣誉及关注，并给中国医学界带来无限荣耀。作为一名肝外科医生，他已成为‘世界最著名的生物医学专家之一’。”

　　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办公室，记者采访了刚刚从棕榈滩归来的汤钊猷教授。小个子的汤教授，典型的广东人外形特征，尽管在上海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但仍然有点乡音难改，普通话里还带着一点点很容易听出来的广东口音。汤钊猷教授自谦：“我是一个土包子。”

　　的确，在多达近70％的院士有留洋经历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汤钊猷院士属于少数派——他毕业于当年的上海第一医学院，从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的住院医生起的51年从医生涯中，这位蜚声国际的肝癌研究专家、肿瘤外科学家、小肝癌研究奠基人，一直地地道道源自“国产”。

　　如今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汤钊猷教授曾经还是一个出色的血管外科医生。三十来岁时，他就已经是血管外科领域颇有建树的年轻专家。1966年他和杨东岳教授一道完成了世界第一例足趾移植重建手指手术。如果不是我国著名手外科专家顾玉东院士在其论著中提及此事，恐怕至今仍无人知晓。不爱宣扬的汤教授只对记者回忆说，基本功是做学问的基础，青年时代的汤钊猷所书写的病历曾长时间被医院誉为模范病历，而血管外科期间所形成的科技档案被称为医院最好的科技档案。

　　20世纪60年代末，汤钊猷的从医生涯发生重大转型，这是他主动的选择。

　　我国是全球肝癌高发区，每年约20万人死于肝癌，占全球肝癌死亡人数的一半左右。尽管人类对肝癌的认识已有100 多年的历史，但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诊断、治疗水平的局限，肝癌病人的5年生存率仅为3％，肝癌患者多在3个月内死亡，因此肝癌被称为“癌中之王”。为了尽快减轻癌症对人民健康的巨大威胁，周恩来总理向医疗卫生界发出了号召：“癌症不是地方病，而是常见病。我国的医学事业一定要战胜它。”那时中山医院主要开展肝癌的临床诊断和治疗研究。作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医生，汤钊猷毅然决定：放弃研究已日渐深入的血管外科，全身心投入到攻克“癌中之王”的漫漫征程中去。

　　从此，汤钊猷向肝癌发起了一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进攻。

　　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是攻关前的准备工作。20世纪70年代初，汤钊猷和同事们多次深入肝癌高发地——江苏启东农村实地调查，那里也是乙型肝炎高发区。作为肝癌研究者，他深知乙肝和肝癌之间的密切关联，但是为了探究肝癌早期发现之道，汤钊猷不顾条件艰苦、防护设施差带来的危险，走村串户“找病人”，积累了宝贵的资料。但，汤钊猷未能幸免乙肝病毒的进攻。

　　80年代，有医生提出接种卡介苗可提高人的免疫功能，改善肝癌治疗预后。汤教授支持这一想法。但接种卡介苗有不小的副作用，会导致小腿溃烂，没有病人愿意尝试。为了检验可行性，汤钊猷挺身而出：“就在我身上种！”曾有一段时期，上海的交通异常拥挤，汤教授在挤公共汽车上班途中曾先后三次肋骨骨折，但他始终带病坚持工作。

　　两件半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患上肝癌等于接到了“死刑判决书”。当时人们对肝脏的解剖和生理生化功能已经有所了解，对肝癌已可实施手术切除，但这并没有对肝癌的治疗和愈后产生根本影响。由于肝癌患者早期无明显症状，不易被发现，而一旦有了症状绝大多数已属晚期，无法手术切除。“前门走进来，后门抬出去”、“治一个，死一个”，是对当时情形最直白的描述。“那时病房里总是哭声不断”，汤教授今天回忆起来仍然十分痛心。

　　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汤钊猷向肝癌发起了“三大战役”，从“进一个死一个”到最长生存42年，创造了治疗肝癌的“世界奇迹”。

　　当时医学界已经知道血液中的甲胎蛋白(AFP)可以诊断大肝癌，但还没有人知道如何用它来诊断小肝癌。1972 年，在启东现场调研中，汤钊猷教授发现没有肝癌症状但甲胎蛋白呈阳性的人一年之内的死亡率竟高达80％。他敏锐地意识到，甲胎蛋白可能就是打开肝癌早期诊断的一把钥匙。他在现场研究和大量外科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联合甲胎蛋白和肝功能检测有可能查出早期的小肝癌。冒着风险，他说服一位血液中甲胎蛋白呈阳性但没有任何症状的患者进行手术，结果证明病人确实患有小肝癌！紧接着，更多的临床实践和调查数据验证了这一观点。

　　这一成果推广应用后，发现了大批毫无症状的小肝癌患者。肝癌早期发现、早期诊断的概念和方法由此确立，使肝癌有效治疗的时间大大提前，肝癌的手术治疗在全国许多医院开展起来，挽救了大批患者的生命。仅汤教授领导的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至2000年共切除小肝癌1326例，10年生存率达43.8％。

　　在此基础上，汤教授改变了传统的肝癌诊断概念——由原来的依赖肝癌的临床表现来诊断肝癌，发展为联合甲胎蛋白和肝功能检测、结合影像学检查发现和诊断肝癌。这一革新使肝癌诊断由过去的“死后诊断”(即病人死亡后尸检才发现患有肝癌)、“临床诊断”(即病人有明显的临床症状和体征)，进入“亚临床期诊断”(即毫无症状的早期肝癌即可发现)的崭新阶段。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医疗界以肝叶切除为肝癌的正规手术方式，但我国肝癌病人85％左右合并肝硬化，患者难以耐受大块肝脏的切除，导致极高的死亡率，这迫使外科医生放弃手术，大批患者因此丧失生存机会。汤钊猷提出了全新的手术方法：以局部切除代替肝叶切除，既切除肿瘤，又保留较多肝脏，将手术风险降至最低，使更多患者获得手术机会。这项创新经过10年以上的随访，证明其手术死亡率仅为肝叶切除的十分之一，而5年生存率不仅没有降低，还略有提高。这种手术方法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承认和采纳。

　　基于这些研究成果，汤教授和他的团队在国际上系统提出了“亚临床肝癌”的概念和理论，并完整地体现在汤教授主编的英文版《亚临床肝癌》(Springer1985)一书中。现代肝病学奠基人汉斯·珀波在此书的前言中指出，“亚临床肝癌这一新概念是人类对肝癌的认识与治疗的巨大进展”。美国著名肝癌外科学者詹姆斯(JamesH.Foster) 称，此书是“里程碑式出版物”。

　　汤钊猷教授的小肝癌研究获得1979年美国(纽约)癌症研究所金牌和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多项国内外大奖。但这只是汤教授的第一场战役。

　　虽然小肝癌的诊断和治疗问题得到了解决，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和医疗条件的限制，大多数患者就诊时肝癌已很大，因此其治疗仍然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于是，汤教授又将目标转向大肝癌。

　　通常人们只认识到小肝癌可变为大肝癌，却很少想到大肝癌也可变为小肝癌。汤钊猷逆向思维，创造性地提出，不能切除的大肝癌先经治疗使其缩小，然后再实施切除。经过系统研究后，这一方法被成功地运用于临床。

　　但是，手术后复发转移仍然影响着肝癌外科手术切除的疗效。肝癌根治性切除术后5年的复发率达60％左右，即使小肝癌根治切除后也达44％。为进一步提高肝癌切除后的生存率，汤钊猷教授在上世纪90年代初领导肝癌研究所向“转移复发”宣战。

　　以往医疗界普遍认为，肝癌患者实施切除手术后再复发与转移就不再有进行第二次手术的价值，但汤钊猷和他的团队通过临床实践提出，只要术后密切随访，在症状出现前发现亚临床期复发与转移，可再手术切除复发灶，继续长期生存，使原有的5年生存率再提高10％-20％，此结果在国内外为首次报道。他还积极探索降低转移复发的临床综合防治措施及治疗新途径，使肝癌根治性切除术后3年复发率由32.5％减低至18％左右。为更好地进行肝癌转移复发研究，汤教授在世界上率先建成裸鼠人肝癌高转移模型及高转移潜能人肝癌细胞系MHCC97，成功地应用于肝癌转移复发研究。

　　汤钊猷的“三大战役”使曾经不可一世的魔王——肝癌的法力大减，而使人类战胜癌症的魔力大增，这种魔力如今已传遍全球，挽救了全世界无数肝癌病人的生命。但是坐在记者面前的汤教授却如此简单地归结：“我这辈子只做了‘两件半事 ’：一件是小肝癌的研究，另一件是不能切除的肝癌缩小后切除，还有‘半件事’是目前正在做的肝癌转移复发研究。”

　　另一种魔力

　　对病人来说，汤钊猷教授所具有的魔力并不仅仅在于延长他们生命时光的研究和柳叶刀，他身上还有另一种魔力。

　　每年大年初一早上，汤钊猷教授都会带着科室全体医生来到病人身边拜年，几十年从无间断。肝癌病人普遍存在悲观、失望、恐惧等心理问题，在汤教授的倡导与带领下，中山医院肝外科的全体医师利用业余时间编写了长达1.6万字的《健康宣教提纲》，全面细致地介绍了有关肝脏肿瘤的防治知识，令病员及其家属爱不释手，并被他们带往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汤教授还编写了《肝癌漫话》、《诱人的治癌之道》、《征战癌王》多本肝癌科普书籍和数十篇科普文章，为肝癌患者及家属、肝癌高危人群通俗地讲解肝癌诊断和治疗的常识，增强与病魔斗争的信心和能力，还多次深入大、中、小学和居民社区开展科普宣传，并专门制作开通了肝癌宣传网页，分常识篇、诊断篇、治疗篇、护理篇、预防篇和随访篇向病人详细地介绍肝癌常识，日均200人次访问量。

　　直到今天，汤教授仍然坚持每周安排门诊、两周一次病房大查房。即使在他担任原上海医科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主任等职务时也不例外。他的精湛技术、高尚医德享誉海内外，国内外许多病人慕名前来就诊，其中既有海外大老板，也有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更有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汤教授对所有病人都一视同仁、竭尽所能。

　　尽管汤教授一直是健康生活的倡导者，但他常常无法兑现那些健康准则。汤教授在65岁生日时对太太保证过：除了搞研究，推掉其他一切事务；每晚10点睡觉，决不再开“夜车”；每周看一部电影，陪着太太一起看。但是，荣誉还是接踵而来：2002年荣获香港外科医学院名誉院士称号；2004年荣获国家颁发的“白求恩奖章”。这使得汤教授无法推辞新老同行朋友对他讲课、撰稿等各种力邀，当然就不得不屡屡违反自己的保证。“夜车”还得经常开一开；影视剧么，只能偶尔挑些夫妻俩都最爱的间谍片、悬念片一起观赏；唯一雷打不动的健康生活是每周2次游泳，每次800米，还有就是永远不会丢下的嗜好——摄影。汤教授算得上一个狂热的摄影爱好者，他的那些准专业级器材从不离身，每到一处用镜头留下无限风光。汤教授办公室的墙头，除了那张邓小平与他亲切握手的照片，四周全是他自己的摄影作品。

　　汤钊猷教授还是一个极富感染力的老师。他的学生说：“每次听完汤老师的教诲，总是感到热血沸腾，希望马上再回到工作岗位上。如果此刻回家，会产生犯罪感。”

　　今年，汤钊猷院士还喜获复旦大学首届校长奖(优秀导师突出贡献奖)，成为从事临床医疗工作的唯一获奖者。汤教授领导的肝癌研究所如今是老中青结合的模范团队，是拥有肝肿瘤内、外科和设备完善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汤教授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他不仅帮助学生确立前瞻性学术方向，还亲自修改每位研究生的论文，一些获奖论文曾经过他的修改达七八遍之多。今天，汤教授的学生中人才辈出。

　　汤钊猷教授说：“我再能干也只是一个人，只有不断培养人才，一代接一代地努力，才能最终让肝癌俯首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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