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忽游移正好是大话语言的分寸感。它以插科打诨和似真非真的表情消解了意识形态的庄严，同时也拒绝了任何崇高价值；诡奇的想象辅以玩世的口吻，嘲弄了一切权威，但又小心翼翼地不去冒犯真正的强权。
特约撰稿／刘洪波
幽默与“搞笑”已经混为一谈，周星驰的搞笑也就可以被说成“周星驰式幽默”，对“大话西游”的言语模仿无所不在，一个以“大话”为主要特征的文化运动已经展开。“搞出笑来”变成了一种流行追求，一种老少咸宜的风尚，一种通用特效情绪调节剂。反复模仿可以使任何一个段子变成经典，不断重复可以使一个笑话变成时尚。文化产品已经“脑筋急转弯化” 和“段子化”，所谓“长篇巨制”，无非就是一些段子的集合而已。
如果追根溯源，王朔作品所体现的“一点正经没有”精神可以作为“周星驰式幽默”的鼻祖。王朔对正大堂皇的言辞所进行的疑真式使用，不仅颠覆了这些言辞的不败金身，而且显示了对这些言辞的认真操练所产生的荒诞性。
批评家曾经认为，大话主义者“并无与主流文化争夺话语权力的雄心，而只满足于在网络丛林里打打文化游击战，啸聚而至，转眼间又一哄而散”。事实的真相是，话语权力的争夺已经初具规模，戏说和玩谑已经从茶余饭后的打趣推到社会文化的舞台中央。“据说十分腼腆的阿杜号称是娱乐圈的绝缘体，可最近听说他也敢对着漂亮美眉说一些让对方害羞的话了，架不住每天那么多的耳濡目染啊。但在大牌赵薇面前，他只有兀自数着自己的心跳，体会一瞬间的意乱情迷”，这样的文字，正是今日媒体的一种主要新闻样式，木子美、流氓燕、芙蓉姐姐也一一从网络秀客变为媒体焦点人物。在话题禁制并未解除的环境下，大话文化毫不奇怪地成了“网络与传媒互动”惟一的宠儿。
大话文化并非一种积极的反抗，但是一种有效的回避，它以玩闹性的语言作为闪躲手段避开强大话语的压力，以快活为基本价值消解了偶像和权威崇拜，以本质上的精神离散状态取消了现代愚民的可能性。大话文化的积极面基本如此。然而，倘说大话文化“医治了中国人积郁了几千年的严肃病”也是言过其实，正如一个人对病情的回避并不等于病情的解决，大话文化后面有着深重的对“严肃病”的恐惧，它把大话作为一支致幻剂来压制了这种恐惧，精确定位的快感远非恐惧的终结，而且这种致幻剂的使用可能还会形成药物依赖，使人将注意力转到大话领域而放弃任何价值坚持。
朱大可的批评是确当的，“大话者用‘小鸡(过马路式的)程式’过滤权威和偶像，将其改造成鸡零狗碎和毫无价值的废物，其功能完全等同于那些溶解和销蚀文本文件的‘病毒’，它在破坏权威主义或流行文化程序的同时，也破坏了真理探索的机制”。李欧梵教授给予周星驰高度的“后现代”评价以后，拉出周星驰到大学演讲，周星驰一脸茫然，被大话迷们解读为更高程度的大话，其实那一脸的茫然，正是一种本色，李欧梵等大话主义者不过通过他完成着自己钟意的误读。
大话文化的语言是疑似真实的语言。在自述性的大话中，“郁闷”并不是郁闷，而是一种轻度的不适；“晕倒”也不是晕倒，而是一种轻度的讶异。而在对话性的大话中，你更无法分辨大话语言的后面是否伴随了一副周星驰式的挤眉弄眼。对话的飘忽游移，使大话语言看上去有了一种无所不言的开放性，然而这种飘忽游移也正好是大话语言的分寸感。它以插科打诨和似真非真的表情消解了意识形态的庄严，同时也拒绝了任何崇高价值；诡奇的想象辅以玩世的口吻，嘲弄了一切权威，但又小心翼翼地不去冒犯真正的强权。
我们已经看到大话时代的英雄，如同《大话西游》将西天取经最终变成了一系列“妖精打架”的叙事，当代生活在大话文化中变成了一系列的扮酷。如同化妆是必要的，生活已经成了粉墨登场的一个所在，作秀不再是一种羞耻。人们对大胆作秀给予了最高程度的理解和热情的掌声。自恋与自尊、自负与自信的界限消失，谁能以最崇高的神情给自己行一个大礼，对自己大叫“好样的”，谁就是网络明星，进而成了媒体宠儿。
大话作为价值追求的替代品安置在我们的生活程序里。给予大话越多的空间，人们的精神状态越是状如稚子，在酒足饭饱之余，不会再有执着与坚持。今天，有着执着与坚持的人，往往正是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而衣食不足的人们，而在酒足饭饱者中这样的人只是极端的少数，是一点不奇怪的。
一种乐观的展望，认为大话文化“恢复了话语本体在开天辟地之初的那种游戏性，而这种游戏体系的恢复实际上正在完成中国人对个人生活与个人话语的重新向往与集体重建，以及对公民道德或人道进行的缓慢修复，以此建立人性与理性的社会生态”。可以确认，中国人对个人生活与个人话语的重建，对公民道德与人道的修复，都在进行之中，但大话文化不过是搭上这一进程的便车而已，或许它还是颠覆过程中的同盟者，但重建与修复的力量是那些有着“非如此不可”的信念的人，这些人正是大话文化所嘲讽的对象。(作者为《长江日报》评论员、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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