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航运巨子卢作孚生死之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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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29日12:18 新民周刊 | ||||||||
  航运巨子卢作孚 多年来，卢作孚这个名字一直被红尘紫雾深深掩埋，以至于大多数国人都很陌生。直到近半个世纪后，卢作孚先生才真正抖落一身尘埃，穿过重重雾障，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撰稿／陈 冰(记者) 缘起
本刊2005年5月27日刊登了《悲壮大迁徙》一文，其中有一段对卢作孚下落不明的描述：“令人遗憾的是，每天对着电话大吼大叫的卢作孚在完成宜昌大撤退后，胸腔崩裂，重病倒下，后来居然连尸首也找不到了。” 文章刊出后，一位细心读者在来信中指出，卢作孚先生逝世后，被“民生”轮护送至川江南岸一座小山上安葬，后又被家人悄悄将墓迁于南山。墓碑上无卢作孚之名，写的是卢魁先。1999年，卢作孚和夫人蒙淑仪合葬于重庆北碚人民公园的“作孚园”内。 记者随后联系上这位细心的读者，原来他就是《紫雾--卢作孚评传》的作者金雨时。在卢作孚诞辰110周年，逝世51周年的2003年，金雨时和妻子如月推出了这本追述卢作孚不凡一生的评传。 金雨时说，在认知卢作孚先生的过程中，他们夫妻二人的灵魂得到了一遍又一遍的淘洗。“这种对我们灵魂和道德的洗礼，自自然然就转化成了一种潜心的思考和倾诉这种思考的欲望。” 正是基于这种浓厚的“卢作孚情结”，金雨时希望《新民周刊》能够还历史本来的面目。记者与金雨时就卢作孚的生死之谜有了一段对话。 不该被忘记的民族英雄 多年来，卢作孚这个名字一直被红尘紫雾深深掩埋，以至于大多数国人都很陌生。直到近半个世纪后，这个名字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记忆》栏目之后，卢作孚其人其事才成为新世纪一个重要的“考古大发现”。 卢作孚不仅是同盟会会员和四川保路运动的参与者，也是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和总经理，长江航运的一代霸主，风云一时的中国船王；更是抗战初期可与后来法军敦刻尔克大撤退相比的40天宜昌大转运奇迹的策划者和领导人，是为抗战胜利立下赫赫功勋的政府杰出服务勋章和一等一级勋章获得者。 卢作孚不仅是一个实业家，还是民国初年“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理论家和实践者，是北碚新城及其“经济特区”和“文明社区”的策划者和创建者，民间性西部科学院的缔造者和首任院长，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拓荒者。进而，他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及其文明转换时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思想家，是产业、交通、文化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最早倡导者和勇敢的开拓者。他的著作《中国的建设问题与人的训练》及其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文章，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卢作孚不仅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不在个人的升官发财，不在家族、公司、地域的繁荣昌盛，而在于全中国的现代化新世界的创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不愿“在猪圈中盖起个人的华堂”，而愿“在花园里搭建自己的茅屋”。 金雨时称卢作孚是一个不该被遗忘，也是一个不可能被长久遗忘的人。难怪当年“识君之抱负，惊君之才，知君之心 ”的黄炎培先生，早就预言“几十百年后，有欲知君者，其问诸水滨”。梁漱溟则在《景仰故交卢作孚先生献词》说：“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古之贤哲焉。” 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抗日战争爆发后，卢作孚先生放弃了预定的欧洲之行，全力投身于反侵略战争的工作，提出“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亲自指挥民生公司运送出川抗日的川军部队；他改变了一向不肯做官的态度，临危受命，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兼农产、工矿、贸易调整委员会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1938年初，他又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在武汉，两个月内完成了所有兵工厂和钢铁厂的撤退运输。 1938年秋，武汉已沦陷，3万多人员和10万吨重要物资还滞留在宜昌。这10万吨物资是苦难的中国兵器工业、航空工业、钢铁工业以及其他战略配套工业的最后一点骨血，是抗击日寇，军火工业再生补给的最后一部分物资精华。如果不能及时转运入川，不仅大后方的军事工业重建将大费周折，而且一旦被日军掳掠，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此时通往后方重镇的交通要津川江又快到不能行走轮船的枯水期，情况万分紧急。卢作孚临危不乱，开创宜昌撤退著名的“三段航行”，指挥船只冒着日军的炮火和飞机轰炸，将待运人员和重要物资在40天内全部运走。 最早将“宜昌大撤退”比作“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是举世闻名的中国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然而，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由一个军事部门指挥完成的。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的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因此，亲历了宜昌大撤退的晏阳初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大撤退呢？相关报道显示，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纽约市政府用9个月时间完成了世贸大厦南楼和北楼双塔废墟的清理，共运走了93万吨坍塌大楼的物料。9个月93万吨，月均10万余吨，这和宜昌大撤退的40天10万吨器材，3万多人员的运量基本相当。问题在于，这是前后相差63年的两大历史事件，有着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机械施工以及运力装备水平！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却又是那样千差万别。 在宜昌大撤退完成之后，国民政府曾先后两次向卢作孚授勋。对于这一段彪炳史册的功绩，卢作孚在家人面前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连勋章也没有让孩子们一一过目。 粮食大抢运 在卢作孚不凡的一生当中，还经历过一场堪比宜昌大撤退的粮食大抢运。 1940年3月，前方军粮告急，后方粮食市场告急。在粮食问题已经对整个抗战进程构成威胁而又经三个月不得解决的关键时刻，1940年7月，在并未解除卢作孚交通部次长职务的前提下，国民政府紧急任命卢作孚出任全国粮食管理局长。这是卢作孚在宜昌大撤退之后的又一次临危受命，国民政府希望他能使前方、后方迅速走出粮食告急的阴影。 孙恩三1944年发表在美国《Asia and Americas》杂志6月号的文章《卢作孚和他的长江船队》有这样的描述： “第五个职务是1940年担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其在战时的意义，至少与宜昌的‘奇迹’相等”，并且是以同样引人注目和激动人心的机敏来完成的。卢先生用了几个不眠之夜来思考粮食运输问题，然后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几何计划’ ，即将谷物供应集中在沿规定路线的一些指定的点上和特定的区域，这样就把问题缩小到易于管理的范围。下一个问题就是在大后方动员人力运输大量的粮食了。这是又一次卢先生亲自指挥的整个行动，这一次，他每天从黎明到深夜，对着听不清楚的长途电话喊叫。几个月内，充足的粮食已经集中在一些公家的粮仓，一场迫在眉睫的危险过去了……” “不幸的是，正当整个计划成功的时候，它的创造者却病倒了，活动性肺结核侵袭了两肺。卢先生不得不被迫卧床休息，并且同意将他在病房里召开的工作会议限制在每天不超过一次。余下的时间他就转向学习英语，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和他才熟悉的。我对他的语言学习进步感到吃惊。当他两年前刚开始学习时，他所掌握的英语词汇只相当于一个二年级的学生的水平。而今天，他却很轻松地阅读英文报纸和一些英美刊物，并且很少漏听一次罗斯福先生或丘吉尔先生的广播讲演。” 死亡谜团 1952年3月15日，毛泽东回顾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说我国实业界有四个人是不能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不过，在毛泽东说这话的一年前，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已经自杀了，时年59岁。 出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世面上可以见到的几种版本的《卢作孚传》和大量的卢作孚研究文稿中，对于1952年 2月8日这一页沉重的历史，基本上全部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卢作孚的儿子卢国纪在《我的父亲卢作孚》中，也未提及卢作孚自杀的原因。《紫雾》对这一段略有涉及，文中的描述与卢作孚幼子卢国纶近日撰写的回忆文章基本一致。不同的是，作者在书中加入了更多的假设性思考。 建国以后，相继而来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使得民生公司的部分董事、高中层管理人员受到冲击，再加上公司陷入财务困境，局面非常不稳定。卢作孚为此忧虑重重，深感难以撑持。 1952年初，中央决定对民生公司特殊对待，在暂停对私营企业贷款的情况下，破例给民生公司贷款1000万元旧制人民币1000亿元，并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将此举措转告民生公司。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邀请民生公司某负责人谈话，转达了中央这一指示，并嘱他待卢作孚从北京回来后，马上转告，请卢作孚放心。遗憾的是该负责人却没有将这一情况告诉卢作孚。在卢去世的前两天，北京又发电报来确认为民生公司解决经济困难贷款一事，仍然是这个负责人先得到这份电报，但并没有交给卢作孚。 1952年2月5日，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铎”轮在猪牙子航道发生事故触礁沉没。彻夜未眠的卢作孚2月6 日凌晨亲赴丰都察看，处理善后。本来已处于极大的心力交瘁之中，但会上、会下关于“民铎”轮海损事故的“阶级敌人破坏 ”论，让卢作孚的沉重心情更添阴霾。 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会场上有一幅白色的标语，上书“欢迎卢总经理老实交待！”会议主题是揭发资方腐蚀国家干部。 在会上，公股代表张祥麟首先做检查，内容是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张祥麟检查后，卢作孚的通信员关怀便跳上台去，揭发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 关怀表面上是揭发张祥麟，实际上矛头直指卢作孚。光明磊落、洁身自好的卢作孚，一向对旧社会奸商拉拢贿赂官员、贪污舞弊的行为深恶痛绝。此刻，他很难理解用私人工资收入招待同事这样的正常交往怎么就成了腐蚀干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怎么会如此对待他？ 对一个视人格尊严为生命的人而言，这样无端的侮蔑和侵犯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的。2月8日的大会，直接成为卢作孚当晚自尽的导火索。 对于卢作孚的死，许多善良的人们曾经作过许多美好的假设。 假设之一，如果2月8日傍晚，卢作孚身边尚有其他亲人(蒙淑仪外出，家中只有卢5岁的孙子卢晓雁和厨工)，这场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 假设之二，“民铎”轮的海损事故不要不早不晚发生在1952年2月5日。假如它在“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之前或之后，那么也就不至于被提升到“阶级敌人破坏”的高度。 假设之三，如果中央人民政府给民生公司贷款的那份机要电报能在2月8日及时送达卢作孚手中，卢作孚让民生公司走出生存危机的信心也许能避免悲剧。根据史料记载，这份机要电报通知，交给了时任副总经理的童少生。童是因为偶然的疏漏，忘了将这么重大的信息及时向卢作孚报告，还是由于“三反、五反”运动中的某些技术性安排，他无法或不允许向卢作孚通报情况，今天已不得而知。 假设之四，如果抢救的医生专业水平更高，抢救设施更加先进，或许还能够挽救卢作孚宝贵的生命。 …… 历史终究无法改写。善良的假设只能停留在假设的层面。历史中的许多无情巧合，恰恰显示出它悲怆的不可逆转性。崇高和神圣，在被实用主义浮躁地冲刷之后，仍然会显示出理性的光芒。本文部分内容据《紫雾——卢作孚评传》一书，对该书作者表示感谢)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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