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八百壮士

　　外滩记者王晓楠／上海报道

　　2005年7月5日上午九时，宋园路21号，上海闸北区宋庆龄陵园。

　　一座青色的大理石墓碑前，一位老人，嘴唇干瘪，声音哽咽：

　　“报告，团长……报告，团、团长，敬礼！”

　　91岁高龄，颤巍巍的身体，在旁人的搀扶下，老人才能从轮椅上站起来。但这一切，并不能妨碍老人，如军人般， 举起右手，向团长行一个标准的军礼。

　　墓碑上，镶嵌着一位中年军官的黑白遗照，下面写着“追赠陆军步兵少将谢公晋元之墓”，落款是“四行孤军全体部 属敬”。

　　谢晋元，国民党第88师524团团副。而老人就是四行孤军之一，当年淞沪会战“八百壮士”的一员——杨养正。

　　68年前，老人还是一位23岁的年轻排长。在那场著名的“四行仓库保卫战”中，他失去了左眼。

　　60年，一个甲子。如今，老人成了“八百壮士”中大陆惟一健在者，这是怎样的一种寂寞。

　　敬过礼后，右眼只能感受一点光线的老人，执意要去摸摸团长的墓碑。那是谢晋元遇刺后，战士们在孤军营里亲手为 他立的碑，1983年搬迁至此。

　　手指刚碰到墓碑，老人就挣脱开搀扶的人，双手环抱，头抵碑石，号啕大哭。

　　“……团长，我听你的教导……团长，我一直不敢忘你的教导，一直按你的命令做事……”

　　休息几分钟后，老人稍微平静了一些。但是，当人们推着他再次经过谢晋元墓时，他又哆哆嗦嗦地站起来，敬了个军 礼：“报告，报告，团长!我再来看你。”眼泪又流了下来。

　　这是杨养正回到阔别63年上海的第二天。在上海3天行程里，眼泪一直残留在他的眼角。

　　能再来上海看看四行仓库、谢晋元墓，他晚年的最大心愿终于得了。

　　少尉排长杨得馀

　　在上海的淞沪抗战纪念馆，翻开一张泛黄的名单——《八百孤军将领芳名录》，找不到“杨养正”的名字。那时，他 叫杨得馀。

　　他的名字是1943年改的。那年，作为战俘，在被日军押往安徽芜湖裕溪口时，他成功逃脱。经过河南叶县，他看 到一副“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对联：“我想到我们这么打也没打死，日本是侵略者，我们是正义的，养天地之正气， 我们才活出来的，所以我就改叫杨养正了。”

　　杨养正死里逃生的那场战斗，就是在1937年8月13日爆发的淞沪会战中那场激烈的“四行仓库保卫战”。

　　1937年10月25日，凇沪会战到了最后阶段，白茆口登陆的日军第三师团突破了要地大场防线。统帅部决定撤 往沪西，命令第88师留一个团掩护。

　　10月26日，88师524团团副谢晋元，率领524团1营奉命“死守上海最后阵地”，掩护主力撤退。

　　四行仓库位于苏州河北岸新垃圾桥(现西藏路桥)的西面，东临北西藏路与公共租界相邻，是一座五层楼的钢筋水泥 建筑。墙厚楼高，本身坚固，易守难攻。原是金城、大陆、盐业、中南等“北四行”在上海的堆栈，平时堆放各种货物。仓库 内储存了几万包粮食，大量的牛皮、丝茧、桐油等物资。此外，四行仓库紧邻租界，当时日本并没有和英国、美国、法国宣战 ，也没有和德国结盟，因此日本并不敢公然地进攻租界。四行仓库，成为了“最后阵地”。

　　负责大陆银行仓库的，是1连1排。排长就是杨养正，湖北人，时年23岁。由于家穷而参军，他加入了湖北保安团 ，后作为补充兵力加入到88师524团1营1连1排，做少尉排长。他手下有3个班，近30人。

　　28日，团副谢晋元对士兵训下达命令：“这个四行仓库就是我们400多人的坟墓，我们全都要战死在这里。我们 中间只要还有一个人在，就要坚守阵地，和敌人拼死战斗到底。”

　　为了迷惑敌人壮大声势，在面对租界英军司令的询问时，谢晋元便说有800人，“八百壮士”之名由此传开。实际 上，留在四行仓库参战的，只有452名官兵。对此，杨养正说：“兵不厌诈嘛，你不吓着敌人，不多说一点能信吗？”

　　“四行仓库保卫战”，整整打了4天5夜，杨养正没有合眼，也不觉得困。他们借助地形优势对上万敌军进行抗击， 击毙敌军200余人，炸毁坦克3辆，日军不能越雷池一步。

　　当时，各报新闻记者和各界民众纷纷聚集在苏州河南岸，为“八百壮士”呐喊助威。28日午夜，女童子军杨慧敏把 一面青天白日旗裹在身上，冒着生命危险，冲过火线，献给“八百壮士”。

　　日军久攻不下，扬言“如果48小时内四行孤军不撤离战场，日海军陆军便要冲进租界，采取一切手段”。为了自身 利益，租界向中国政府施压。

　　10月30日晚上12点，杨养正奉命撤退。

　　但是，日本人的坦克封锁了他们的退路。杨养正急了，从战士手中接过轻机枪，换上钢芯弹，瞄准了敌人的坦克。敌 人打过来的炮弹打到房子顶上爆炸，炮弹皮炸到杨养正的眼睛里。

　　“当时不知道痛，只知道像打了一巴掌一样，后来血就淌下来了，人脚就软了”。等杨养正醒来后，已是在租界的医 院里了。他左眼被摘除，安了一颗陶瓷做的假眼。

　　部队退到英租界后，只剩下300多人。英国当局收缴了他们的枪，把他们关在租界集中营，长达4年多。营内四周 安装了铁丝网，只准在营内活动，过着囚禁生活。

　　在那里，杨养正一直敬佩的团长谢晋元被内奸刺死。在那里，他们学会了由桂涛声作词、夏知秋作曲的《八百壮士歌 》——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

　　至今杨养正仍然能一字不差地唱出来。

　　杨养正记得当年的孤军营有个篮球场，他们除了打篮球外，还经常围着篮球场跑步。孤军营就是现在余姚路321号 晋元里所在地，这里现在是居民区。小区门口上方的灰蓝色砖上写着“晋元里”三个字。

　　今天的杨养正已看不清楚“晋元里”了，但坐在车上，他还是把头转向那里，两行清泪流了下来。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英租界，把“四行孤军”送到江苏陆军监狱。1942年，杨养正和其他3 0多名孤军被押到安徽芜湖对岸裕溪口后，他逃到了新四军的驻地。

　　1944年他来到战时陪都重庆，住进了长寿第九残废教养院养伤。

　　那一年，残废军人杨养正30岁。

　　英雄的爱情

　　这次陪同杨养正来上海的，还有他的老伴赵孝芳。随行的人推着杨养正四处参观之时，赵孝芳就默默地跟在后面。

　　1944年夏，在长寿第九残废教养院附近的桃花街的小卖部里，杨养正遇见了正在忙碌的赵孝芳。杨养正和她对视 了一眼，赵孝芳羞涩地低下了头，手足无措，差点打翻了一个糖罐。

　　“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八百壮士’，他是一个英雄，看他打了日本，也没顾及到他眼是伤残的。”赵孝芳说。

　　18岁的赵孝芳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爱上了左眼残疾、比自己大12岁的杨养正。但杨养正和赵孝芳商量决定，非 要等到抗日战争胜利了过后，才能结婚。

　　“我说日本人不投降，我们中国人没有胜利的话，我们还不能结婚。我们在前方打仗的时候，有家眷，你要打仗就要 送回家去，把家眷送回去，不能带家眷，我说现在还在打仗，我结了婚了，我又去打仗，我又把你丢在这里，那不行，我要等 日本人投降了以后才能结婚。”

　　1945年8月16日，日本投降第二天，杨养正和赵孝芳结为夫妇。

　　像军人一样地生活

　　重庆解放后，杨养正二等伤残军人待遇中断，被安排到重庆南岸副食品水产公司工作。在单位分给他的两间小屋里， 杨养正和妻子一住就是40年。

　　他们的生活很艰苦。杨养正本来有1个女儿5个儿子。1953年，第二个儿子出生，他们没钱养活，把儿子送给了 一个在搬运站工作的人，“那个时候搬运站挣钱多”。

　　虽然日子清贫，但是一家人生活得很和睦。杨养正对孩子的管教很严格。

　　他们住所离长江很近。小时候，小儿子杨建宏和哥哥都喜欢到长江游泳，杨养正不同意，就在他们的脚踝上写上毛笔 字，毛笔字要是掉了就说明他们游泳了。

　　在家里，大小事情都要听杨养正的，谁要是反对，他就不高兴了。他认为这就像军队一样，“下级就要服从上级嘛。 ”杨养正说。

　　杨养正比较活跃，当年在孤军营时，他就和战友排练话剧，领唱《八百壮士歌》。现在逢年过节时，一家人凑在一起 ，杨养正也唱歌，有时候唱京戏，最拿手的是“四郎探母”。

　　但杨养正很少给儿女讲自己的事情。“那个年代(文化大革命)，我们想瞒还来不及呢，哪敢听这些故事。”大女儿 杨庆琳说。但她知道父亲是“八百壮士”之一，在书本上，她也学到过这段历史。

　　现在，杨养正老人和老伴赵孝芳已退休多年，每月靠一千元的退休金维持生活，四个孩子有三个下岗，老人生病，有 时连医院都不敢去。

　　10多年前杨养正右眼患白内障，仅能感光。近年来又患上支气管炎、冠心病，6元一盒的地奥心血康、3元一瓶的 复方丹参片是长用药。

　　由于眼睛看不见，杨养正平时很少出门，就坐在椅子上听收音机，他喜欢听国际新闻。“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他的教 科书还没有改，他不承认日军侵略中国人的行为，他还占钓鱼岛。”杨养正说，这让他很气愤。

　　在重庆过了61年的平淡生活，杨养正想回上海看看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但是，将近1万多元的费用，家人实在拿不 出来。他有时甚至埋怨当初不应该和赵孝芳结婚，那样的话他就可以回上海了，可以看看四行仓库，看团长谢晋元的坟墓。

　　他还经常梦见昔日的战友，把能想起来的人名让老伴帮着记下来，“现在已经想起二三十个了”。

　　7月4日，在上海媒体的邀请下，杨养正终于回到了上海。

　　3天的上海行程快要结束了。

　　7月6日，老人在宾馆里，靠在椅子上发呆，电视里正在播放抗战影片《紫日》。

　　赵孝芳摸了摸杨养正的头发。她说，以前头发全白了，可自从今年3月份知道要回上海后，他的头发根开始变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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