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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资产处置的第三条道路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14日11:24 南方周末

  6月27日,在云南工行移交县支行的同时,工总行在北京对4590亿元的可疑类不良贷款公开竞标,工行与华融 、信达等4家资产管理公司分别签订了转让协议。而此前更早的5月15日,工行完成了2460亿的损失类资产的剥离工作 。

  工行处置不良资产采用了两种模式,与中行、建行不尽相同。对于2460亿元的损失类贷款处置,工行并未像中行 和建行一样用资本金核销,根据《财经》杂志此前的报道,工
行对损失类贷款采取了“人寿模式”,即把2460亿元损失类 贷款放入到汇金和财政的“共管账户”之中,并靠多种渠道来核销,包括未来工行可以获得的部分所得税退税、汇金和财政的 股本收益等。

  这一安排的优点在于,对于工行的损失类贷款,并不需要立刻动用资本金核销,有点类似用未来收入“分期付款”, 但这个过程同时也有赖于工行的改革实效和盈利能力,因此对改革各方带来的都是较正面的激励作用。较之中行与建行的一次 性核销,这一方案也被认为能减少当下的改革成本,但同时也增加了财政的隐形负债。

  4590亿元左右的可疑类贷款处置,工行采用市场化方式转让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平均转让价格为资产面值的26.38 %。根据《财经》报道,国家要求工行对这部分不良贷款的回收率要保持在30%左右,如果达不到30%,工行要动用自身 盈利对差价进行拨备。70%的损失部分则由央行以发行票据等方式承担,在建行、中行的模式里,可疑类资产的账面处置是 由央行发行票据支付50%的对价购买。

  姜建清在最近的一次内部会议上明确表示:剥离不良资产、卸下历史包袱,不等于说工行今后的日子就好过了。业界 预测,不良资产被剥离以后,姜建清接下来可能会处置一些盈利能力不足的资产。云南分行的移交45家县支行之举也许就是 一种尝试,或者说,是一种新的资产处置模式。

  这些盈利不强的资产本身不能看做不良资产,但其盈利能力又确实比较差,总在盈亏临界点附近徘徊,被戏称“鸡肋 资产”,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类资产往往与工行在经济欠发达的分支机构有关,尤其是与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密切相关。显 然,处置此类盈利水平低的资产不同于处置不良资产。

  在不良资产剥离之后,工行各分支行之间、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分支行之间,人均有效资产等指标千差万别,有些二级 分行地市级分行人均资产仅几百万元。这些分行人均盈利水平低、经营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在财务重组之前被不良资产问题 掩盖了,但不良资产的压力一旦减轻,这些问题反而更突出地表现出来。工行总行曾按《金融企业会计制度》2001年版 进行过测算,财务重组后,部分二级分行仍面临较大生存压力,还没有将未来利率市场化等各种风险成本考虑在内。

  中国银行界有一种测算方法,一个30人的县支行本部在没有贷款的情况下,盈亏临界点是人均存款666.67万 元,也就是说,大约需要2亿元存款规模才能保本,而一个12人的机构需要1亿元左右的存款才能保本,盈亏临界点是人均 存款833.33万元。就以云南分行被移交的45家县支行为例,移交共涉及各项存款近80亿,人员1200多人(此数 据未经工行云南分行证实),以此计算,每家县支行人均存款刚好在盈亏临界点附近(若计算人均有效资产的话,可能会更低 ),由此可见,这些资产人均盈利水平不强。

  处理此类盈利水平低的资产,银行往往采取撤并与之相关连的分支机构,招商银行的陆磊博士认为:作为商业银行,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减少撤并网点,在经济发达地区增加网点,这是企业的正常市场行为,无可厚非,“工行此举能节约资本金 ,提高资本充足率”。

  不过,撤并机构这又牵涉到地方金融业发展以及裁员等社会问题,因此,云南工行的大规模移交县支行的举措,显得 别有新意。云南分行移交县支行的举措显示工总行瘦身的决心。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云南分行的举措是工总行同意下的试点,如果试点成功,“云南经验”有可能会被工行在中西部 等省份推广。

  工行云南改革:切割“鸡肋资产”第一刀

  中国工商银行将云南省分行部分县域支行整体移交云南省人民政府,并由云南省人民政府指定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 社接收和管理,这是姜建清为处置那些徘徊在盈亏平衡点附近的“鸡肋资产”而祭出的一招新棋。

  □本报记者 冉孟顺

  “我们现在已从‘国家队’变成‘地方军’了。”小风打趣道。小风在中国工商银行云南某县支行工作,6月底,该 县支行整体被移交到当地农信社,招牌也随之更改。小风说自己也正在适应“身份转换”。小风现在头疼的是:“每碰到熟人 ,我都要不耐其烦地解释一遍,我已经不在工行而在农信社上班了。”

  小风的遭遇只是目前工行在云南加速股改的一个缩影。6月底,工商银行在云南实施一次大动作:将云南省45家县 支行近70个网点成建制整体移交云南省农村信用联社。

  收缩战线

  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一直强调工行股改是“输不起的改革”。在工行不良资产处置即将接近尾声时,姜建清仍不 松懈,多次在内部会议上急呼“股改无小事”。在工总行的强势股改政策下,工行云南分行也是大刀阔斧,作出移交45家县 支行的改革举措。

  “这次云南部分县支行被整体划转到省联社,是整个工行股改的一部分。”工行云南分行新闻发言人陆恩达这样表示 。陆恩达强调现在还是移交工作的过渡期,拒绝透露更多的信息。

  记者获得的一份文件如此描述此次移交事件:“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经中国工商银行与云南省人民政府商定,有关 部门批准,中国工商银行将云南省分行部分县域支行整体移交云南省人民政府,并由云南省人民政府指定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联 合社接收和管理。”

  据有关人士透露:此次整体移交的机构是经营规模较小、发展空间小的45个县级支行,一个地区二级分行,共70 个营业网点,此次移交共涉及各项存款近80亿元,贷款34亿元,固定资产1亿多元,人员1200多人。云南省工行移交 前有130家左右的县级支行,这次移交的主要是经济不太发达的县支行,也意味着工行在云南全面收缩战线;二级分行除了 个别外基本没动,可能要保留,不过,移交县支行后有几个二级分行已级没有下级支行,只有分行所在地的营业网点了。

  不过,记者在向陆恩达求证以上数据的准确性时,陆恩达表示“无法证实”。

  有知情人士透露:在5月底工行云南分行完成近500份损失类贷款资料组卷工作和可疑类贷款卖方尽职调查之后, 在工总行同意下,就开始着手制定划转部分县支行的计划。紧锣密鼓的准备之后,出台了《工总行将云南分行部分县域支行移 交云南省政府的实施方案》和《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部分县域支行移交云南省人民政府协议书》等文件。

  6月中旬起,工行云南分行曾数次开会讨论划转支行的问题,各地工作组进驻划转支行工作。在20日昆明召开了有 关移交的会议,具体参会人员为分管金融的副县长、县联社主任、县工行行长,会议确定移交工作将于6月25日完成。记者 从一份工行某县支行移交该县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的协议书(《中国工商银行×县支行移交×县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协议书》)上 看到,该协议书明确规定:县支行本部及所辖营业网点、分支机构、资产、负债、中间业务、人员、固定资产(包括房屋、车 辆、机具设备及计算机)成建制整体移交给县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移交时限定于2005年6月25日24时。

  6月底,云南省联社驻各地州办事处挂牌和工商银行县市支行改牌(划转农村信用社)移交仪式同时举行,这在全国 的商业银行改革中是第一家,小风和留下来的同事对于换牌反而很平静,一位同事开玩笑说是“城头变换大王旗”。

  “力度之大,动作之快,前所未有”,一些银行业内人士这样形容工行在云南的改革举措。小风对此更是深有体会, 半个月前,小风还在加班加点,做不良贷款的资料组卷工作和卖方尽职调查,此项工作刚做完,还没来得及歇口气,就传来要 划转到农信社和工作组进驻的消息,“当时因为没有心理准备,有些震惊和手足无措。”

  移交之忧

  “移交后,我们现在和过去没什么变化,除了招牌变了,人还是这帮人,工作差别也不大,只是没那么累了。”小风 正在学习和熟悉农信社的业务系统,这与工行的业务系统有些不同。

  小风认为移交还算平稳,“眼下的状况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小风承认心理落差还是有的,因为在工行工作,以前曾 有金饭碗之说,比在农信社有些许优越感,现在有些无奈的感觉。不过收入方面并不差,小风补充说:“目前收入比在工行略 高一些。”

  “就高不就低,让员工收入待遇有所保障。”一位工行人士这样表示。工行县支行移交协议书也表明:“县支行移交 给农信社的干部员工原则上按甲方原有规定确定的职级不变。福利待遇参照农信社的标准执行,就高不就低。今后,农村信用 社产权制度改革时,按省联社的有关规定执行。”

  据工行人士透露:对于不愿去农信社的干部员工,可以买断工龄自谋职业(每年工龄2500元),此外,有内部人 士透露,对愿意去农信社的员工,每人“多发三个月的工资”。

  工行一直存在分支行机构布局不合理、冗员过多等积弊,云南分行也存在此类问题。姜建清明确表示,工行不会大规 模撤并机构和裁员,“股改将严格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兼顾各方面利益,统筹考虑改革的力度和可承受的程度,积极稳妥地 向前推进。”

  对姜建清来说,将工行在经济欠发达的中小城市分支行机构整体移交地方信用社是现实的决策。此前,中行、建行( 包括工行自己)都是直接撤销了部分亏损的县支行及网点。移交农信社相对于直接撤并机构来说,对裁员的冲击要小一些。

  小风虽然到了农信社,还担心等到工行等四大行股改完毕后,中央可能又要对农信社进行改革了,到那时恐怕又要面 临一次新的人事震荡了。

  不过,这次在工行经历了一次人事改革,小风反而很坦然:“体制改革,了断旧的人事关系是大潮流,不管你是哪级 人员都端不成铁饭碗。”

  资产移交相对简单些,按照移交协议:固定资产移交原则经财政部批准,县支行的固定资产无偿划拨给云南省人民政 府,由省政府指定云南省财政厅列账管理,实物由县支行造册登记,全部移交农信社,有关手续按省政府要求办理。

  对于信贷资产移交,也没那么麻烦。因为工行此前为股改已经剥离了不良资产。在移交协议里规定:对于工行县支行 涉及的法人客户损失和可疑类贷款,由县支行按中国工商银行的股改政策在移交前进行剥离,次级类贷款按省工行与省联社商 定的数额由工行上级行留下商定的数额处置消化,其余部分一并移交。移交完成后,对所有的业务农信社按有关规定进行风险 认定,对形成风险的只做认定不追究责任(触犯法律的除外),按省联社的要求进行风险处置。

  “现在移交到农信社的信贷资产还是不错的。”一位了解农信社的工行人士指出其中的隐忧:农信社的当前管理水平 还落后于工行这样的国有商业银行,这些本来不错的资产移交后有可能又变成不良资产,这是需要提防的。这位人士还建议一 个新的方案:被移交的县支行可以重新整合,进行股份制改造,构建公司化治理结构的地方性银行。他也承认这要承担改制风 险,也有一些法律上的和操作上的障碍。

  “建银模式”能否救券商

  在央行拯救券商的新思路中,过去曾被视为建设银行“非银行类金融资产”管理者的建银投资,突然被赋予了前所未 有的责任,俨然成为未来中国券商格局重组的主导者。

  □本报记者 黄河

  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央行对“拯救券商”的思路进行了重大调整。

  6月12日,央行首次公开表示将以再贷款形式对申银万国和华安证券两家券商予以资金支持,化解流动性风险。不 到一个月,7月4日,央行开会决定调整思路,否定了原先再贷款的形式,改为汇金或建银投资出面以市场化方式财务重组券 商。

  据悉,这一思路是在7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的证券公司重组通报会上,由履新不久的金融稳定局局长张新“敲定 ”的。

  市场人士估计,未来三个月内首批获得资金的可能是银河、华夏、申银万国、国泰君安等央行眼中的重点券商,而曾 获央行78亿元再贷款支持的南方证券也由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银投资”)接手。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 、闻风而来的地方性证券公司正在向央行等部门提出重组申请。”

  而在这一新的重组构架里,过去曾被视为建设银行“非银行类金融资产”管理者的建银投资,突然被赋予了前所未有 的责任,俨然成为未来中国券商格局重组的主导者。

  其中的奥妙究竟在哪里?建银投资又将在这场“拯救券商”的大戏里扮演怎样的角色?

  建银投资的“前世今生”

  在建设银行被批准分立重组时,建银投资成为继汇金公司之外建设银行股份公司的另一家股东,其名字本身就有所考 究。它是“比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模式设立”的,主要从事资产管理工作。具体而言,建银投资承接了过去建设银行委托给 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债转股业务以及所有的非商业银行业务,其中包括原中国建设银行持有的中金公司43.35%的股份。

  从成立建银投资的初衷看,建银投资应该是为剥离原建设银行的非银行类资产而设立的资产管理公司。但在设立后, 随着市场格局的变化,建银投资的角色也开始悄悄发生了嬗变。

  在对南方一家著名证券公司的重组过程中,经过高盛、国开行、中信证券等多家机构从介入到退出的“一波三折”后 ,建银投资成为了最终的接盘者——在承接这家证券公司近80亿再贷款及近百亿机构债务的基础上,建银投资有望获得其包 括投资银行、股票经纪、资产管理、国际业务和研究所在内的核心证券资产。

  据市场分析,建银投资最终获得这一接盘资格,关键在于其独特的市场主体地位:因为没有直接经营的银行资产,因 此它在承接该券商的证券资产时不存在混业经营的问题;与此同时,建银投资背景使得它有充分的资本和融资渠道,来承接该 券商巨大的债务包袱。

  对此,该券商内部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把建银投资作为重组平台,可能并非当初的设想,但从现实来看 ,却恰好适合。”

  这一并非“度身订造”却恰好“合体”的重组模式显然引起了管理层的注意,此后不久,“建银模式”便成为了券商 重组的热点话题,直至最终改变了整个券商重组的思路。

  防范“哥伦布现象”

  “从投资角度而言,建银模式不可能是一项商业意义上的注资,而更多的是一种应急措施。”银河证券南方投行副总 经理徐存新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这样表示。

  徐存新强调,他的分析不能作为银河证券的观点,而是作为一名市场从业人士的个人判断。

  “如果你是一家投资公司,你会同时投七八家证券公司吗?”徐存新反问。他表示即使是“像淡马锡这样的公司”, 从商业意义上顶多也就投两家,因此建银投资如果未来大量注资券商的话,初衷应该是扮演一个财务性的战略投资人角色,在 适当的时候还是要退出。

  “但是单纯的财务重组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这一点在资产管理公司(AMC)过去的经营中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 徐存新表示,近期资产管理公司审计中出现问题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过去债转股过程中,资产管理公司 对于它所控股或参股的企业“在经营方面的影响几乎为零”。

  这个沉重的教训应该给了同样为资产管理而设的建银投资以启发,徐存新认为,这一启示在于,“在短期度过困境后 ,从长远来看,对注资券商的法人治理和公司内控方面要有所改进。”

  徐存新的说法得到了南方某券商内部人士的印证,据该人士介绍,建银投资在重组这家券商的过程中,最终可能会派 出高达几十人的管理团队。

  “如果说过去的再贷款只是维系该券商生存的一剂‘强心针’的话,那么建银投资的注资就相当于提高企业生存能力 的一个疗程或一种治疗方法了。”

  徐存新指出,这一“疗法”的手段是改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公司内控机制,其目的则是为了最终达到“企业风险与收益 的平衡”,最终将以风险收益对称的“公司宪法”贯穿到企业经营的全流程。

  “重要的是把风险收益的对称机制建立起来,像过去上市公司可以随便做假账,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爱怎么玩就怎 么玩;国有企业可以掏几个亿到证券市场去委托理财,赚了钱自己分,亏了就当交学费;基金管理公司的基金经理可以在桑拿 房里赤裸裸地谈一个接盘价钱,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适当的追究,投资效率怎么能高呢?”

  徐存新开玩笑地说,他把这种企业的管理者叫做“哥伦布”,“因为他们跟哥伦布一样,都是拿别人的钱去冒险。”

  而在建银投资未来的注资过程中,如果不能有效地监管并制止这种“哥伦布现象”,无论如何“财大气粗”,最终也 只能重蹈覆辙。

  对于一个成立不久的投资公司来说,它如何保证自己的管理能力能够适应未来的大规模注资并参与经营,同时如何预 防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对于记者的问题,南方某券商人士表示,建银投资目前在该券商的首要任务还是“救命”,长期规划 还没有纳入议程。

  同时该人士表示,在建银投资未来的注资行动里,会视不同情况决定参与的程度。而在对注资券商的选择方面,也会 有所侧重,通过对不同类型券商的注资来进行某种指导性的多元化布局。

  “更多的整合仍然会在市场内部进行,比如由券商或其他企业来进行的并购与重组。”

  徐存新则认为,建银投资目前更多的是财务投资,因此它的作用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防守型”的,在公司治理和风 险收益对称方面树立一些标准化的运作指标,要求被注资的企业来遵守和达到。

  而从长远来说,被投资企业的发展还取决于它的核心竞争力,“你能建立一个标准的公司治理结构,并不表示你就一 定能赚钱。”而这一点更多地取决于市场化的自然选择与淘汰过程。

  徐存新也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建银投资可能会有一个差异化的投资定位过程,不会希望自己投资的企业陷入同质化 竞争,在市场定位、目标客户群及盈利模式等方面完全一样。

  拯救券商还是拯救市场

  “我认为近期对券商政策的不断变化,实际上反映出决策层内部也有争议。”

  原联合证券副总经理、公司治理专家徐士敏认为,多变的政策反映出管理层的某种矛盾心态:一方面希望通过救券商 来改变股市低迷不振的现状;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市场本身的“优存劣汰”来对券商进行自然淘汰,不愿意过多地干预或“拯 救”。

  “但在我看来,真正需要拯救的是市场而不是券商。在目前这个市场状况下,就算你想救,你怎么保证投进去的钱就 能收得回来?”

  徐士敏认为,券商真正的问题不是临时性的资金周转不灵,而是根本缺乏造血功能。

  “最近有消息说,一级市场的IPO(首次公开募股)和再融资可能暂停一年,券商的投行业务也就暂停了。自营和 委托理财就别提了,目前的市况下,经纪业务也撑不下去,券商的没有盈利来源,这才是核心问题。”

  徐士敏表示,从管理层而言,更加根本的问题还是要从市场本身来考虑,而不是局限在券商生存的角度。

  而目前的市场现状是,投资者信心降到最低点,市场陷入非理性下跌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你不重新树立市场信心 ,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徐士敏所关心的市场问题,也是其他市场人士所关注的。一位投行人士向记者表示,从过去的政策思路来看,证券市 场包括券商的定位都是非常边缘化的。“先银行,再国企,最后才到资本市场,重要性的考虑明显不同。”

  就在这种思路下,市场上流传的一种说法就是,管理层先力保资本市场不陷入整体性的困境,解决完其他问题后再来 处理。但短期救助能否改变资本市场的格局与趋势,该人士认为还是“未定之数”。

  在这种情况下,建银投资的介入能否为股市带来新的思路?在接受记者采访的人士中,多数表示“谨慎乐观”。

  “建银投资的介入,现在来说只能是引入了一个多元化的主体,可能会对券商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机制方面带来一 定的作用。但是否能产生真正的效应,还要看建银投资本身是否有这样的利益机制。”

  银河证券的徐存新说,虽然在促成投资的过程中,政策是主导因素。但在投资以后,建银投资就得负起经营责任来, “成为股东可能是被动的,但既然做了股东,就要表达股东的利益和要求。这也是我对它们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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