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迅之
新疆阜康矿难已经有81人遇难了，还有两人下落不明，中国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说，根据井下条件推测，他们已几无生还可能。(见昨日中新网)如此重大的矿难，早已不是第一起了，共和国的土地上正承受着矿难之殇，拷问着国人因矿难频繁而日渐麻木的神经。
矿山漫起了尘埃，遮蔽着某些地区天空的明朗，我被一种莫名的情绪困扰着，以至于对矿难的悼文迟迟未能动笔。笔是轻的，或许永远无法承载起命运——那些死去的人们，那些行将死去的人们，以及那些日日在死亡的阴影下为生计奔波的人们之命运。
痛斥腐败官员，痛斥体制弊端，痛斥不良老板，甚至痛斥责任政府——酣畅淋漓之后，我们发现一切照旧。矿山深处，阳光无法照耀的角落，总是会有那么一群人，情愿忽略所有的风险。即使明明知道危险就在眼前，但他们还是毫无选择地下井——家人的生活，孩子的将来，或许就在这一筐筐的原煤里面。因而，即使明明知道眼前的矿井并不十分安全，却依然以侥幸之心选择继续。
这样的无奈，叩问着地方施政者的良知，更是对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目前，我国的煤炭产量约占全球35%，但事故死亡人数则占全球80%，百吨煤的死亡率竟然是美国的100倍！连续发生的事故不仅不断酿成人道悲剧，而且成为我们社会的耻辱。面临重大矿难，我们难道真的已束手无策？
在采煤业中，经营者忽视安全生产的现象并非罕见。其主因不是“认识不足”，而是“预防成本高，死亡成本低”的格局，极易诱导经营者滋生侥幸心理。不难计算，如果矿难导致的赔偿标准总额低于矿主的经济收益，矿主就不可能有投入巨资进行安全设施建设的冲动。可怕的经济人理性，已经开始计算生命的价钱了——可笑的是，矿难中的生命居然还真有物价标准，有些地方是2万到3万，而亲属们惟有希望国家强力介入，才能达到譬如阜康矿难的每人20万的赔偿额。因此，不仅应当加强经济处罚，大幅提高矿难赔偿标准以体现对矿工生命的尊重并提升经营者的“死亡成本”，还应当加强法律惩罚。由司法部门按渎职罪或过失犯罪嫌疑追究事故责任人的刑事责任，乃是法治的基本要求。
新疆阜康煤矿严重违规，矿难本可避免。可惜悲剧依旧不可遏制地发生了。说来说去，避免重大矿难发生的根本之策，还是要从事前的硬约束考量。基于矿业接连出现重大伤亡事故，笔者以为，不妨在成立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基础上，将采矿业列为特种行业，通过行政立法，对企业保障安全生产的设备投入和管理规章给予刚性规定，如不达规定者，即请司法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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