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重大责任事故罪应为“危险犯”

　　日前，新疆阜康又发矿难，造成80余人死亡，此前，在陕西、河南、辽宁等地，重大矿难频发。笔者认为，目前法律手段的滞后，是矿难频发的重要原因。

　　重大责任事故罪是典型的结果犯

　　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刑法这样规定：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或者其他企业、

事业单位的职工，由于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或者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可以看到，构成此罪需要“重大伤亡事故”或“其他严重结果”的必要条件。如果企业的职工，特别是雇主或雇主的代理人、代表人，已经违反了国家的安全生产规章、造成了严重危险或隐患，而且这些危险已经实实在在地威胁到了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只要还没有实际发生重大伤亡或其他严重后果，就不构成犯罪。

　　刑法学上把必需特定危害后果才能构成的犯罪，称为结果犯；把不需要实际后果，只需存在实际危险就能够构成的犯罪，称为危险犯。

　　重大责任事故罪，就是典型的结果犯。1979年刑法规定了此罪，把它作为结果犯(且法定刑很轻)的主要原因是：(1)行为人对于严重后果，在主观方面是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虽已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当属过失犯罪；(2)行为人基本上是国营、集体企业中的管理者、职工，是为了“国家利益”而生产。1997年刑法承袭了这些理念。

　　然而，把这类行为一般性地作为过失犯罪，是违背经验与逻辑的，应加以细分；作为结果犯，则忽视了“严重危险”或隐患的社会危害性；规定较轻的法定刑，违反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基本的正义准则。

　　重大责任事故罪应增加财产刑

　　首先，这些行为在实践中并非仅可能是疏忽大意型、轻信型的过失造成的；其主观恶性(罪过)和社会危害性也非一般过失犯罪能够比拟的。明知存在严重危险，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强迫工人施工，把私利置于他人生命之上，这与谋财害命究竟有多大区别？这种主观恶性极为深重。因此，有必要区分危险的程度、灾难发生的概率大小。如果危险程度严重、灾难概率大，则可以推定行为人在主观上对灾难持放任态度，应定故意杀人罪。

　　其次，只要人为的或可避免、可消弭的严重危险或重大隐患存在，就应当认定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存在，就应当作为犯罪处理。人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即具备了犯罪的属性；不作为犯罪处理，是反人道、反正义、非理性的。利欲熏心的雇主(用人单位)，不愿按照安全规程的要求，对安全设施作必要的投资，为了更多地盈利就生产，即使还没有发生实际灾难，也应定罪追究。至于伤亡后果等，应作为法定的从重情节。

　　第三，对于这类犯罪，应严格按照罪刑相适应的原则，确定法定刑的刑种和刑度。如果为了私利而忽视、蔑视他人的生命健康，则应定(间接)故意杀人罪，依法可处死刑、无期徒刑。现在的法定刑中，主刑太轻了，没有财产刑更是不合理的。对于雇主来说，冒险是划算的，即使坐几年牢狱，出来还有钱。贪欲深重、置私利与他人生命健康之上、造成严重后果，只承担很轻的主刑，且没有财产刑，这种制度安排能属合理正当吗？

　　因此，请主管机关和广大公众共同关注这些问题，推动刑法有关规定的完善。用刑法保护劳动者，用公正的刑罚所代表的正义去告慰死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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