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最后一个情圣》的电线杆效应
据说有位外国友人初到中国时，看到大街小巷的电线杆上贴满了治疗性病的小广告，便以为全中国到处都是性病患者。如果这位外国友人近期有机会到保利剧院看一看《最后一个情圣》，大抵也会以为中国人都处于对“婚外情”的疯狂渴望状态。
剧中男主角赵青胜(情圣)试图与三位不同女性偷情，其中第一个女人是个处于极度性亢奋状态的前妓女，因初次尝试偷情的男主角勇气不足，这个女人便开始发挥超常的智力和口才与男主角开始雄辩和对骂，并不欢而散。第二个女人是个有妄想症和试图进入影视圈的同性恋，在耍尽各种小聪明和发尽各种疯之后，成功地迫使男主角和她一起吸着大麻进入High的状态。第三个女人因为丈夫偷情而患上忧郁症，试图勾引男主角来对丈夫进行报复，却又莫名其妙地开始对男主角和自己进行道德拷问，最终证明自己、自己的丈夫、男主角和男主角的妻子其实都是“善良、诚实、正派”的好人。又一次“偷情”未遂后，男主角把电话打给了妻子，似乎是真情被“昭雪天下”。
从国情而言，无论是第一个女人的满嘴脏话，还是第二个女人口中所提及的那些演艺界名人的花边新闻，集中出现在舞台上一个中国男人的生活当中，都多少显得有点牵强与荒诞。而第三个女人的出场虽然引发了些许温情和最终的欢喜结尾，其掩盖的潜在逻辑链条却让人不寒而栗———如剧中主人公所言———“我们不过是人”，是人就会犯错误，是人就可以犯错误，即使想犯错误或犯了错误，也没什么关系。在剧终的温情脉脉中，男主角和第三个女人那闹了婚外情的丈夫老马，不都还是成了“善良、诚实、正派”的好人吗！
就像是看一场魔术表演，你明知那是假的，但观众就是不明白那假的是怎么变成真的。看《最后一个情圣》的感觉也是如此，你明知那个逻辑是错的，但在煽情的音乐与情节当中，仍然满场的掌声响起。《最后一个情圣》不仅给予了婚外情者一纸可以效仿的蓝图和通行证，更用舞台上的效果为偷情者塑造了一通高大的贞节牌坊和墓志铭，如第一幕结束后壮观的音乐声中一行又一行出现的名人名言和爱情警句，似乎都是在为婚外情的合理与天然一层层地精心做着注脚，原剧本当中的批判性也在这一版改编中被粉饰得荡然无存。
这就是今日中国的悲哀，在最豪华的剧院里，上演着人性中最肮脏与虚伪的一幕，而大多数看客每到剧中脏话出炉和女主角脱到上身只剩胸罩时都忍不住鼓掌喝彩。戏剧舞台和它所身处的时代一样，迅速滑向堕落的深渊。
该剧虽然刻意地本土化成“北京”版，但徐峥的表演突破性非常小，从肢体动作到台词风格仍然脱不了“上海小男人”的腔调。陶虹一人分饰三角，表演有一定的层次和变化，但第一个女人演得太做作，第二个女人演得太轻飘，惟第三幕二人之间的配合显现出了某种功力和表演深度。导演陈立华在这部戏当中似乎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从头至尾的大平光和室内肥皂剧式的演出手法，令人完全看不出导演的存在和作用。作为一个致力于主攻内地市场的台湾导演，他在剧目的选择上似乎更重视商业成功而不是作品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看来在利与艺的得失和选择问题上，他确实还需要好好向他的老师赖声川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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