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多拉
北京市东城区在全市率先实行《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案件败诉责任追究办法》，今后区政府各部门或个人因违法行政，导致国家赔偿或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案件败诉的，将在严格确认责任的基础上追究到人，对责任人进行处罚；对于一年败诉达6次以上或造成严重影响的行政部门，将责令其“一把手”引咎辞职。(《新京报》7月15日)
政府部门在行政诉讼案件中败诉，会给政府造成一定损失，对有关责任人进行处罚，既是对政府损失的一种“补偿”，也有利于督促他们提高业务素质，最大限度地避免因自己的失职、渎职、违法行政等过错，而使所在单位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避免自己因单位败诉而受到处罚。但与此同时，还要防止某些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压力之下产生反弹，防止他们为了避免败诉而做出一些不正当的努力。
对行政诉讼案件败诉进行责任追究，措施越是详尽(比如在一年内发生败诉案件两起以上的，相关责任人必须调离工作岗位；一年行政败诉6次，“一把手”必须引咎辞职)，相关责任人面临的风险就越具体，他们就越可能要想尽一切办法，或疏通法院的关系，或给法院施加压力，争取让法院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判决。在以前责任追究不甚明确的时候，行政机关为了避免败诉而去做法院的“工作”，主要还是为了政府不丢“面子”，现在责任追究到人了，为了自己不受处罚，相关人员可能产生更大的反弹，更加积极地去做法院的“工作”。在司法机关尚不能完全摆脱各种羁绊的情况下，上述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为避免败诉而做出不正当的努力，反映了一种典型的“输不起”心态。“输不起”心态原本主要存在于某些政府部门，在他们看来，在行政诉讼中，作为被告的政府是执掌公权的“官”，作为原告的公民和企业不过是“民”，“民”能告“官”就已经不错了，而“官”是只能赢不能输的，是万万不能败诉的，否则政府的形象何在？权威何在？三年多前，河北律师乔占祥以铁道部未报国务院批准，也没有依照《价格法》规定举行听证会，就擅自决定春运期间火车票涨价，以程序违法为由，将铁道部推上行政诉讼被告席，最终乔占祥被判败诉。他坦言“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我输得起，而国家输不起。”(《南方周末》2002年12月26日)其实铁道部即便输了官司，他们恐怕也很难找到谁该为败诉承担责任(更确切地讲，是为火车票涨价承担决策责任或执行责任)，但就是这样铁道部还是“输不起”，如果有行政败诉责任追究办法在先，他们大约就更是“输不起”了。
《行政诉讼法》实施已经十六年，对该法进行修改的呼声一直很高，可以预料，修改后行政诉讼案件将会更多，政府败诉的案件将会更多，责任人因此受到追究的现象也将更多。为防止“输不起”心态进一步强化，保证法院公正判决，有必要让政府部门及相关人员懂得一个基本的道理：与公民和企业相比，政府更应该是“输得起”的，是可以明明白白地败诉的，在有的行政诉讼中，政府败诉只会比胜诉更光荣，更能体现司法公正和社会进步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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