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经济增长重要的是制度转型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四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已连续两个月环比下跌，增幅仅为1.8%，但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仍然走高，5月份达到5.9%。这种“剪刀差”表明，价格链条似乎断裂，生产过剩隐忧初现，再考虑到投资增长速度下跌，显示出中国经济有可能面临通货紧缩的风险。

　　由此，学界开始热议，中国经济在中短期内，是否已逐渐趋冷，甚至不排除出现经

济衰退的可能性。当然，官方并不同意这种看法。

　　任何经济体，都不可能避免周期性波动，因而，也就不可能不出现过热、过冷现象，中国也不例外。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出现过四个经济周期。第一个周期是从1981年到1986年，第二个周期从1986年到1990年，第三个周期从1990年到1999年，从那时至今是第四个周期。去年底就有研究报告指出，本轮经济周期性波动已越过峰顶。

　　不过，与其他市场发育较为健全的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波动有其独特性，就是热得快，冷得慢。每一次周期开始，名义GDP 增长率、实际GDP 增长率以及财政支出迅速上升，很快就达到顶点，然后开始缓慢下降；投资、进出口、总消费也都表现出这种“陡升缓降”的形态。因而，经济运行大部分时间似乎都处于下行区。

　　这种走向，与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有关。GDP由总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三个部分组成。总消费一般相对稳定，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比较小，对经济影响大的是总投资，而它的波动幅度却非常大。原因在于，在大部分时间里，政府对投资拥有太大支配力。

　　本轮经济繁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尽管到2001年，国有部门的投资额已低于非国有部门，但其比例仍将近一半。这一半的增长速度异乎寻常地高。地方政府尤其热衷于制造政绩。在按隶属关系分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地方项目”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全社会平均速度。

　　除了政府直接投资之外，地方政府的错误政策也扭曲了非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地方政府几乎完全控制着土地、信贷等资源，他们利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非国有企业投资。对非国有企业来说，投资越多，从政府那里获得的隐性补贴就越多，这种诱导性政策人为地制造了非国有企业的投资热。

　　因此，政府完全能够以行政和准行政手段在短时期内制造投资热。但从经济角度看，投资热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过度投资必然导致电力、能源、运输、粮食供应紧张，价格上涨，货币发行量增加也会引发通货膨胀。

　　这样增长的社会代价很大。在本轮经济繁荣中，人们看到的是一幅这样的经济图景：一方面是政府主导的投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民众收入增长水平持续低于经济增长水平，社会消费持续徘徊不前：2002年至2005年一季度，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实际增速分别是11.4%、8.4%、7.9%和7.2%。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消费性支出增幅却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这说明，经济增长并未带来财富的增长。

　　经济的断裂还表现在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以财富的逆向转移为基础。土地大概是本轮经济繁荣的主要推动力量，出售土地的收入让地方政府可以大量进行投资，廉价土地也刺激了房地产行业的非理性繁荣。然而，这背后是大量农民被迫以低廉的价格出让土地，在城市，拆迁纠纷频繁发生。这种增长模式，其实是让贫弱群体补贴富裕群体。

　　面对政府投资驱动的经济繁荣所带来的种种经济与社会问题，中央政府在采取降温措施。但当中央政府进行调控的时候，却会遭遇一些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的抵制。表面上，中央政府不缺乏调控投资热的政策工具，但其政策却难免会被层层截留。因此，尽管学者担心经济趋冷，而中央政府宏观部门却一直担心调控措施一旦放松，投资热就会立即反弹。宏观政策部门其实也面临一个难题：一旦拿捏不准，调控措施就可能用力过猛，导致投资猛烈收缩，并陷入长期疲软状态。

　　因此，讨论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宏观调控政策之得失，恐怕不能不留意经济周期背后的制度因素。每一轮经济周期，都是由政府启动的。那么，如何约束政府的行为，才是防止剧烈周期性波动的治本之策。除了应急性的调控政策之外，人们应当从制度层面思考，如何减少政府控制资源的权力，由市场来配置市场。

　　当然，即使政府不再能够操纵投资，经济仍然会有周期性波动。不过，学者的研究表明，过去20年来，随着非国有企业投资所占比例增加，经济波动的幅度已呈现出缩小的趋势。也就是说，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给经济带来了更多稳定性。这一研究的政策含义是清晰的：仅仅为了经济稳定，也需要进一步促进非公经济的发育。

　　总之，限制政府权力，推进法治之下的市场的健全发育，让经济增长的好处为民众普遍分享，恐怕是当代中国所急需的真正有效的宏观政策。短期的经济走势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仍然是如何推进制度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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