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四倍
近日，海南今年有28名省外就读高考生被取消报考全国第一批院校资格。对此，海南省高招办有关负责同志对记者说，对省外就读生进行限报，是为了堵住投机取巧的“高考移民”，维护国家政策，保证高考招生工作的公正性。(《新京报》7月16日)
用“投机取巧”来作为“高考移民”的限制语，似乎是再合适不过了，但是我们要看到，这种限制是直接将高考移民学生作为被动的规范者，而对政府及其行政机关造成的违法现象很少进行制裁，或者很少采取防范措施。并且由于限制措施中的一些规定涉及到限制甚至剥夺公民享有的宪法法律权利，不利于保护学生的平等教育权，也不利于监督、制裁和防范教育中的腐败现象，这能维护公正吗？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形成了一种多维二元身份等级体系，在这种体系下，先赋性因素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以致社会流动率低，整个社会几乎一滩死水。改革开放后，我国放弃了这种身份等级体系，使得后致性规则逐渐成逐渐社会流动中的主导机制，像教育这样重要的后致性因素对个人地位的获得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制度和政策安排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仍然相当显著，有时甚至起了决定性作用。正如海南省的限制性措施一样，基本上剥夺了一些优秀考生的上学权利，在越来越强调后致性因素的今天，这种政策的不公正性有目共睹，谈何去维护公正？
更纳闷的是，采取限制性措施的原因在于“在海南高中阶段就读未满两年”，在笔者看来，这个原因事实上是在宣扬一种身份论，而非能力论。因为你没有某种身份，哪怕你再优秀，因为你的“出身”，你的权利就要被剥夺！这本身就是与现代社会不适应的荒诞规则，其公正性遭到质疑也不足为怪。更说明社会流动的常态性正在不时地受到体制和政策的干扰而发生变化。
众所周知，各地高考录取分数线的不统一，使得考生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出生在哪个地区以及父母是谁，录取分数线的不公平实际上造成了考生人格上的不平等。而海南省的限制性无非是在加深考生“出身”的重要性，是在剥夺考生后天努力的重要作用，宣扬考生先赋性因素的重要。这种在公正的名义下为考生“出身”张目的行为值得警惕，其本身就是对公正的践踏。
纠正和消灭不公正的高考秩序和机制，建立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更加公正公平的高考教育秩序，是公众的心愿，但是这种公平不可能在“出身论”的话语环境中生成。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应该警惕“出身论”在公正名义下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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