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约型社会：能源危机下的传统重塑

丁元竹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志愿服务与福利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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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晓义 著名环保人士、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主任

　　国际石油价格的每一分攀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牵动中国老百姓的心；关于能源危机的讯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政府和舆论的强烈关注；关于环境与生态保护，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中国人激烈的争论———这一切，与一个人气颇旺的政策性词汇有着必然的联系，那就是“节约型社会”。

　　这一期访谈，我们选择了“节约型社会”这个话题，恰恰在于它的兼容性和覆盖性—

——它既宏大又细微；既是一项宏观性的国家政策，又关切每个公民的基本生存方式；既关系国家与民族的终极性战略，又与眼下的衣食住行休戚相关；既需要政府勇敢地承担道义责任，又需要民间组织倾心付出，更需要公众点滴间的自我约束。

　　这期访谈希望解答的问题是，在“明星”词汇的背后，会有着怎样的深刻内涵？为什么中国人在越来越富足的今天，还要厉行节约？提倡节约的主要障碍何在？政府在节约型社会构建中要承担怎样的责任……

　　重提节约是一种传统重塑

　　新京报：节约型社会这个概念最早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丁元竹：去年的全国人大会上提出来后，开始在一些文件里出现，最后温总理正式地讲出来，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新京报：节约的概念中国自古就有，现在重提节约，有没有新的内涵在里面？

　　廖晓义：其实我们现在是要经过一个回归的过程。

　　中国这么多年来，节俭是它的一个基本尺度，珍惜资源呀，简约其行呀，也可以说是一种道德，这种道德或者说哲学支撑了我们民族好多年。我小时候，墨水瓶、牙膏瓶都是要卖的，骨头做骨粉，西瓜皮拿来喂猪，连淘米的水都有人收。有研究表明，中国古代的垃圾分类、废品循环系统在国际上是很有影响的，当时的中国更没有一次性用品。

　　新京报：从勤俭持家到现在重提节约，我们大概走过了怎样的一个过程？

　　廖晓义：大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古代，我们的先民是比较自觉的，并不是没有能力，而是奉行珍惜资源，简约其行，修身养性，高尚其志，关爱生命，强健其身，敬畏自然，等等，这是一种道德准绳。第二个阶段，在近代中国，受现代性影响，节俭的传统淡忘了，但迫于拮据的经济环境，又要强国，所以我们又选择了节俭型的发展思想。而到了第三个阶段，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们不缺钱、技术、劳动力了，于是很多人丢掉了勤俭节约，开始全方位拥抱现代性的消费主义。现在必须来一个传统重塑。

　　新京报：中国现在的经济环境已经大大改善，在新的条件下，怎么理解节约型社会的概念和要求？

　　丁元竹：我觉得，以前我们在潜意识里是在追求美国的发展模式。包括GDP的比较呀，发展小汽车的比较呀，住房面积的比较呀，等等，都是在追求美国的消费方式。但美国的模式实际上是5%的人口消耗着全世界差不多25%的资源，这种方式咱们消费不起呀。

　　反思我们25年的发展，我们的经济增长是一种粗放式的，浪费严重。今年我去香港，在香港，100平米的房子，那是豪宅呀，而100平米的房子在我们这，是小房子了。还有，我在日本发现，日本的旅馆很小，70平米的房子就是很大的房子了，可这并不表明日本经济实力不强、不先进。所以，所谓节约型社会，就是指对日常性能源的节省，对消费模式的重新设计，要提倡节约能源和资源，比如家庭要节约水、食品、电，政府要节约土地等。

　　廖晓义：节约型社会，落实到我们个人，差不多就是十年前开始倡导的，叫做5R生活方式。就是五个通行的单词：reduce是节约的意思，也叫节约资源；reevaluate，我们叫品质消费，就是拥有的不是要多，而是要好，国际上叫notmore，butbetter.其含义也包扩环境评价，绿色选购。就是买东西时，要选择健康的产品，把你的钞票变成绿色的选票去选购；第三个叫reuse，叫重复使用、重复利用；第四个叫recycle，垃圾利用，循环回收；最后一个叫res鄄cue，救助物种，保护自然。

　　丢掉心灵和自然家园我们将无家可归

　　新京报：在很多人看来，以前我们提节约，是因为经济条件不好，现在我们富裕了，有条件了，为什么还要提节约？

　　丁元竹：你不节约就没法持续啦！就说石油吧，现在几乎40%靠进口，到2010年可能60%靠进口。我们的人均耕地是世界的1/3，我们50多种矿产资源中现在大概有30多种要靠进口，到2010年我们几乎都要靠进口了。说实话，你这么大一个国家，资源这么短缺，其他国家又对中国能源进口设置种种障碍，不节约能行吗？

　　另外，我们环境面临着两大危机，一个是污染，特别是城市污染，比如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了不少；另外一个就是生态破坏，我们现在差不多每年一个县沙漠化，差不多2000多平方公里。所以我们可持续发展的潜力非常小，将来可以看得见的危机逼迫我们不得不重提节约，必须要建设节约型社会。

　　新京报：具体地讲，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廖晓义：我举一个例子，据说中国知识分子现在的平均寿命是53岁，我就在想，是什么使人们为了财富而放弃生命？很奇怪。这就是人们既消耗了资源，又没有得到真正的幸福。自然毁了，心灵伤了，身体垮了。而且拥有的财富又不安全———谁又能保证自己吃的饭安全？谁能保证自己的建材是环保的建材？地下水还能维持多少年？北京城的大漏斗什么时候会塌陷？

　　更严重的是全球气候变暖，这是灭顶之灾。人们为了维持奢侈的生活，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中国70%使用的能源是煤和石油，产生的二氧化碳造成温室气体，再造成荒漠化扩大、海平面上升。

　　2000年我看过环境报的一篇文章，世界银行和中国的专家做过一个报告，到2050年的时候，一些沿海城市会被淹。我到上海时，老是想起95年我到美国CNN采访一个环保制片人，他给我看他做的片子里的一个特技，他把几个城市的照片撕了丢在水里，意味着这些城市将会被淹。撕碎的照片里有什么呢？有曼谷、伦敦、上海。另外，气候变暖会导致雪线上移，雪线上移就意味着江河断流。2002年的时候我去祁连山，当地的牧民说，3年前你们根本就进不来，现在是封山的季节。

　　新京报：看来，资源短缺和生态破坏危机已经非常迫切。

　　廖晓义：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一代人奢华的代价，需要寻找我们民族能够生存5000年的秘密：有学者认为，世界上只有两个民族一脉相承，一个是中华民族，一个是犹太民族。他们只有心灵家园，没有自然家园；我们不能丢掉自然家园，否则到最后，我们可能变成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如果这么多人都成了生态难民的话，我想没有哪个地方可以接纳我们。

　　厉行节约存在制度和观念障碍

　　新京报：现在我们重提节约，主要的障碍在什么地方？

　　丁元竹：主要是制度性障碍，节约现在还只是一个口号，没有非常具体的措施来约束。比如，我在家把空调开得很低，你管得着吗？比如，驾驶小汽车，香港有很高的泊车费和牌照税，新加坡也是，而我们的很多城市还没有。还有水的消费，像在香港，假如约定一个月是人均3吨水吧，如果超过了，缴费金额就非常高。而我们还缺少这种细节性的制度。

　　新京报：除了制度，还有什么障碍？

　　廖晓义：我觉得还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建设节约型社会、提倡敬畏自然，是挡在一些人无节制开发的道德篱笆。他们要拆掉它，因为资本仇恨它，资本害怕它影响贯彻自己的意志；还有就是缺乏新的时尚观，以为消耗越多越时髦，其实消耗了后代的资源，欠后代的就越多，有什么好时髦的？

　　再有就是缺乏公民社会的发展，如果没有公众的参与，叫破嗓子都没用。我们在北京建设了一个绿色社区，有专门的社区环境议事会，有人管垃圾的分类，有人管节能灯的普及，还有人负责教环保歌，大家都是自觉的，非常和谐。

　　还有一点，现行的经济体系没有计算真正的生态价值，比如一棵树，在云南一些地方，20元人民币就可以买到一棵30年的树，但没有计算涵养水源的价值、为动物提供栖息场所的价值、净化空气的价值，以及瓜果的价值。其实这棵树真正的价值，不是200元、2000元、2万元，而是19.6万美元，这是国际专家们共同算出来的。可是富裕者只是花了很少的钱就拥有了这一切，却没有为真正的生态价值付费，这对穷人不公平。

　　预算与节能结合才能实现节约型政府

　　新京报：在今年的节能活动月中，中央政府明确提出了建设节约型政府的概念，怎么理解政府在建设节约型社会中的责任？

　　丁元竹：我觉得政府的责任非常明确，第一就是要立法、要规范，包括通过税收、产业调整的方式来调节人们的经济行为。比如汽车工业，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进行调节；而居民消费汽车，政府可以通过征收燃油税等来制约。第二要制定标准，比如空调的使用、水的使用，要根据目前的资源状况，制定标准强制性的执行。第三个就是要监督，我们现在规则制定了不少，执行的却不好，主要就是监督的不够。第四个就是政府要有长远的规划，比如欧洲，满大街跑的都是没有屁股的车，都是紧凑车型，哪像我们中国，这就需要政府有长远的发展规划。

　　廖晓义：政府的责任主要包括对内和对外两种，对外是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而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消费者，对内要做节能的表率。以美国这样的高消费国家为例，上世纪90年代有个规定，政府所有公务人员，所用纸必须60%以上为再生纸，这叫作绿色采购。而且所有空调不能低于26度，建筑应该是环保建筑，还有节能用水，等等，很多很多。

　　新京报：怎么能让政府做好表率，把节能做下去？

　　丁元竹：政府要制定节能标准，让公众参与对政府的监督，比如用车标准、用水、用电等。公众要监督，关键是监督政府的预算，而我们的不少地方政府，除了预算内的，还有预算外的，比如各种收费，这一块很难控制。因此最根本的就是要把节能和预算结合起来，彻底地把预算外的收费纳入预算内，然后公开透明。比如发改委，假如现在是2000万预算，我给你砍掉一半，你就必须要节能了。

　　新京报：现在提倡公务员不穿西装、不打领带，空调坚持26度，国家发改委能做到吗？

　　丁元竹：能，这个没有问题。

　　新京报：中国现在管理节能的政府机构是？

　　丁元竹：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去年出台了节能规划，这个司下面有个环境处在做这个事情。

　　新京报：随着节能重要性的提升，这个机构有没有必要升格？

　　丁元竹：我觉得没必要，这个不是根本性的问题。

　　草根型环保NGO共同推动节能事业

　　新京报：我们知道从去年到今年，你一直在推动空调26度行动，到目前进展怎样？

　　廖晓义：今年6月26日开始，重新启动了，又加入了一些新的民间环保组织。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实际推动，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了社会各方的回应。目前我们在发26度空调节能行动承诺卡，基本的计划是要推动北京50家建筑做出承诺。在签署承诺卡的时候，我们尤其突出要把经验或建议写下来，这个恐怕是国家能源政策的一次民意调查，也许明年政府觉得不错，会出台一些更好的政策。

　　新京报：北京的节能NGO大概有多少家？

　　廖晓义：十几家吧，我是说纯民间草根型的。

　　新京报：你们平时联系多吗？

　　廖晓义：非常多，现在全国有50多家草根组织也呼吁加入26度空调节能行动。只有大家一起来推动，我们才不会继续远离家园；只有精神家园的回归，才有自然家园的保护和回归。

　　-链接

　　今明两年，要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一)大力节约能源。(二)大力节约用水。(三)大力节约原材料。(四)大力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五)大力推进资源综合利用。(六)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节选自温家宝在全国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本报时事访谈员 王爱军 赵继成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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