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屏
一些日本政要辩护说，当年战时的日本与纳粹德国不同的是，日本的目的不是侵略，而是“解放亚洲”。其实对历史略加回顾，即可识破其狡辩不过是一块千疮百孔的遮羞布罢了。
维护“主权线、利益线、生命线”是近代日本国所致力追求的战略目标，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是这一战略目标的具体体现。日本侵略亚洲原本就蓄谋已久：“大东亚”理念的创始人佐藤信渊(1769—1850)，在其《防海策》中就建议日本政府，在南海无人岛屿从事“殖民兴农事业”；以琉球为根据地出其不意地攻占吕宋岛，再以此为“南进”的基地夺取爪哇等地，最终扬“武威”于南洋。他认为，应“采取适当的侵略、吞并手段”以“增进国家利益”。这成为日本“南进”方略的第一个腹稿。幕府末期思想家吉田松阴(1830—1859)也鼓吹：“在贸易上失于俄、美者，应由朝鲜和满洲以土地补偿之”。他主张，“先钳制二虏(指俄、美)，乘隙富国强兵，开垦虾夷(指北海道)，夺取满洲、朝鲜，吞并南方，挫败美国，制服欧洲。”
1890年12月6日，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第一届帝国议会上发表《施政方针》，为日本的“大陆政策”定调，将朝鲜半岛视为“利益线”。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将其“利益线”推进到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又将其“利益线”推进到中国的华北地区。东条英机上台后称，“驻军就是生命线”。“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精心构筑的“特殊利益圈”。在这个利益圈内，亚洲各国只有为日本的繁荣提供方便条件的义务，而没有与其共同分享利益的权利。为攫取更大的在华利益，日本将侵略战争扩大到整个中国。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对外扩张一直是近代日本政治与外交的一个显著特点。它不仅规定了日本外交的方向，也对日本国内的政治结构以及东亚国际秩序产生了影响。
1938年前后，日本陆军省军务局军事科就曾起草过一个“国防国策案”，称国防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东亚共荣圈”。而这个东亚共荣圈则由生存圈、防卫圈和经济圈构成，预计在1950年建成。这是日本有关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蓝本。后来的“基本国策纲要”就是在此基础上制定的。1942年2月23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对“大东亚共荣圈”的具体地理范围做了确切的划分：即“日满支及从东经90度到东经180度之间的南纬10度以北的南北诸地区”。1942年11月，日本在外务省之外又设立了一个大东亚省，专司对东亚的侵略扩张事宜。日本在东亚地区推行殖民主义政策更加疯狂，日军每占领一地，都大搞“皇民化”运动，强迫圈内成员“限制各自的主权”，“自觉地接受日本的军政指导”，并将资源“优先用于充实日本的经济力量”，如不服从便会遭到严酷的镇压。
面对铁的事实，理智的日本学者指出，“在日本决定重要政策的过程中，解放亚洲并非主要目的”，“也许有人确实相信自己是为了解放亚洲而战，但不能因此就说这是一场解放战争而非侵略战争”。而日本侵略者在二战中野蛮残暴的烧杀掳掠行径，也早已将其“解放亚洲”的遮羞布撕得干干净净。
再动听的狡辩，也掩盖不了侵略的祸心、屠戮的鲜血，无情的史实已经证明，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实质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利益圈”、“大东亚侵略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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