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都市报：杜宝良案这么完了可不行

　　作者：李曙明

　　北京万元交通罚单案当事人杜宝良撤回对交通部门的起诉，这一广受关注的事件似乎走到终点。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角度、立场，对交管部门罚款的评价、对这场官司结果的预期，

都不相同，但所有的人都在期待法院的审判。既然司法是最终的裁判手段，那么，对事件性质尤其是交管部门执法是否存在瑕疵这样的核心问题，在法律给一个明确的“说法”，无论对于规范司机开车，还是规范交管部门执法，都是必要的。这样看，官司以原告撤回起诉这样一种“不明不白”的方式结束，未免令人遗憾。

　　我之所以选择“不明不白”的措辞，不仅因为这一事件因为原告撤诉而使得在法律上“明明白白”已不可能，还因为双方和解背后的诸多细节，我们无从知晓———这些细节的缺失，让我们对和解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下面几个问题，必须追问：

　　第一：撤回起诉是杜宝良的真实意思表示，还是“压力”之下的无奈之举？

　　7月28日《新京报》援引杜宝良律师的话：前晚，杜宝良曾跟他联系，称要撤诉，并表示他有压力。

　　公民用行政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法律赋予他的权利，任何人不能剥夺，也不能以任何方式妨碍行使。我想知道，谁给了他“压力”？我更担心，目前撤回起诉不是他真实意思表示，而是迫于某种“压力”的结果。如果上述担心不幸是事实，那么，对杜宝良来说，案件以这种方式结束就是不公正的。

　　第二：如果事实是10500元的罚款退还杜宝良，那么，交管部门是不是应该向社会说明退回的理由？

　　同样来自杜宝良律师的说法：“他(杜宝良)说是警察送他回来的。我问他处理结果能接受吗？他说他们会把钱给他。”如果此言不虚，那么，杜宝良撤回起诉是以得到交管部门退款允诺为前提的。

　　如果退款是严格适用法律而不是权衡自身利害关系的结果，那么，交管部门主动纠正错误的做法值得肯定。但是，退还罚款的根据是什么，交管部门有责任向社会交代。因为作为执法机关，不该罚款却罚了是不正当的，不该退罚款却退了同样是不正当的。交管部门应公布退还的法律依据，接受社会的监督。

　　交管部门应公布退还罚款的根据，还在于：在同样地点被罚款的，肯定不止杜宝良一个人；在北京，因为类似原因被罚款的，就更多。如果退还杜宝良罚款是有依据的，那么，其他人也应该得到退还罚款的“待遇”。而他们主张权利，是以知晓退还罚款依据为前提的。

　　第三：法院准许杜宝良撤诉是不是合适？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或者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可见，准许撤诉，在法院权力范围内。不过，有权裁定，和裁定合适，不是一回事。

　　具体到本案，且不说撤回起诉可能是杜宝良屈从某种“压力”的结果，单单罚款该不该退的问题，就很不明朗。所以，这样一种可能不能排除：交管部门拿国家的钱买“平安”和面子，而杜宝良的10500元的退款是不当得利。

　　退一步，罚款该退，杜宝良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不过，除了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交管部门的自查自纠固然可贵，但用司法的形式确认其违法，对其触动肯定更大，也更有利于今后的依法规范。

　　这样看，尽管杜宝良提出撤回起诉的申请，法院似乎更该让案子走下去。

　　杜宝良起诉交管部门，主观上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客观上却有“公益官司”的意味。对杜宝良个人来说，打官司费时费力，如果自己的权益得到维护，选择撤回起诉未尝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我们也尊重他的选择。但是，这么多疑问摆在这里，这一事件决不能随着他的撤诉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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