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峰
将于9月1日起施行的新《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严格杜绝演出市场的公款消费。《条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部门不得资助、赞助或者变相资助、赞助营业性演出，不得用公款购买营业性演出门票用于个人消费。违规的个人和单位将受到相应处罚，最严重的可受到开除处分。（《北京娱乐信报》7月28日）
用法规的形式严惩各种“公款追星”行为，当然是值得欢迎的治理步骤，但其效用如何，尚可存疑。
首先，以文化市场管理范畴的《演出条例》来规范“公款追星”，似乎并未切中后者的要害。公款追星是一种典型的腐败，其要害在于，一些官员滥用手中的公权力，挥霍纳税人资金，为个人政绩和欲望服务，并不是文化消费行为不当的问题。换言之，“公款追星”的根本，是权力制约问题，而不是市场管理问题。用《演出条例》来规制权力腐败问题，难免产生规范层次不够、“力有不逮”之弊。
从具体的治理环节上看，“降级、撤职、开除”等处分，固然严厉，但都是事后的惩戒，而没有从源头上进行事前预防。“公款追星”之所以一再发生，乃因公共资金管理的空疏、浮泛，预算约束乏力———地方政府花起钱来“没谱”，往往由着领导干部“拍脑袋”支配。所以，如果不从强化公共资金管理、规范政府预算运行和监督做起，那公款“追×”的动力就还在。
最后，从实际操作上看，以政府文化部门作为主要执行者的《演出条例》，能否对往往是一方政府出面的“公款追星”行为进行监管？以最近的一起著名的“公款追星”事件———重庆巴南区“建区庆典”演唱会为例，该区的文体局，不仅对当地政府的借钱追星行为没有说半个不字，本身就是代表当地政府方面的具体操办者；那么一个《演出条例》能奈何领导的“政治任务”吗？
所以，要杜绝“公款追星”现象，寄望于“演出管理”是远远不够的，还有赖更高层次、更大力度的多方面措施，从权力制约、财政监督的根本、源头出发，进行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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