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芙蓉现象”的启示是什么？

　　作者：郭松民

　　“我轻轻地舞着，不管别人投来羡慕的眼光也好惊讶的眼光也好……”

　　芙蓉姐姐在轻舞，我们在围观。尽管在每一个芙蓉姐姐POSE的帖子后面，都有铺天盖地的谩骂，“弱智”、“荷兰大奶牛”、“呕吐”等等，但我仍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疑问：

谁是弱智者？是芙蓉姐姐，还是把食指含在嘴里，脸上挂着期待和陶醉的笑容，乐不可支地围观她的我们？

　　一叶知秋！芙蓉姐姐的蹿红，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必须是在一定的社会心理的氛围中才是可能的，在我看来，这种作为背景的“社会心理氛围”才是真正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因为这比现象本身更接近问题的本质。

　　那么，催生并且纵容了“芙蓉现象”的社会心理氛围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这就是马克斯·韦伯在100多年前严厉批评德意志民族时所说那种“软乎乎的幸福主义”，即只要过“好日子”就行了，别的都无须多想。附着其上的则是一种“懒洋洋的乐观主义”，这种思维总是倾向于把困难的解决推到遥远的未来，寄望于无限的增长和自发的博弈会自动化解一切矛盾。

　　在这种心理状态中，自信、宽容、开放、活跃经常与自恋、怯懦、苟且和即时行乐联袂而行，难分彼此。芙蓉姐姐及其他“另类偶像”的蹿红表明，这种“软乎乎的幸福主义”已经日渐成为中国民众，特别是城市民众的全部生活内容和精神追求。

　　但韦伯认为，沉醉于这种心理状态的社会往往潜伏着巨大的风险。这位先知般的人物在1895年就任德国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时发表的一篇著名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当时德国已经在普法战争中击败了法国，完成了国家统一，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在科技和文化，特别是国民生活水平及基本教育素质方面，还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德国的崛起已经不可阻挡。但在韦伯看来，德国固然处于历史上最有希望的时刻，但同时也处于历史上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刻。

　　韦伯指出，德国的时代主题，就是要为德意志民族的复兴而斗争。但当时的德国却还没有一个阶级、一个阶层在政治上成熟到可以代表本民族长远根本利益的程度！容克贵族不行，他们代表的是极其落后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也不行，他们梦寐以求的不过就是有个强权来保护自己，并时刻准备在国内出现动荡时把资产转移到国外；工人阶级也差得很远，他们没有自己的坚强组织，也没有自己的政治目标，基本上还是一群庸众。

　　然而在德意志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无论是国内还是在国外，都面临许多严峻挑战。国内有贫富差距等尖锐矛盾；在国际上，和英、法、俄等列强的摊牌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这种时候，德国最需要的心态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但在德国社会弥漫着的却是要踏踏实实过“好日子”的气氛，这是自欺欺人，非常危险。

　　韦伯因此大声疾呼：德意志民族远没有到可以高枕无忧的时候，相反，如果没有更高的政治目标来统摄德国的未来发展，那么眼前的繁荣就会成为过眼烟云。摆在德意志民族面前的最紧迫的任务，是要加紧打造一个新的“政治民族”。

　　韦伯所呼唤的“政治民族”，就是指善于从民族复兴这样一个政治目标的角度，而不单单是从消费水平、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考量自身前途的民族。韦伯认为，有这样一种思考习惯的民族，才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民族，才有可能在未来的航程中避开暗礁险滩，战胜惊涛骇浪。

　　用韦伯在100多年前的思考，来观照当下洋溢着“崛起”的自得情绪的中国社会，会有什么发现呢？非常遗憾的是，只要面对事实我们就不能不承认，韦伯所说的德意志民族的“软乎乎的幸福主义”和政治上的不成熟，未尝不是今日中国的一个现实情景。

　　如果说有什么区别，则只能说中国面临的问题比当年的德国还要严重，因为中国甚至连国家统一都还没有完成。而中国的民众，主要是中国的精英们，比当年的德意志民族更安于过“好日子”，更热衷于做一个温顺乖巧的“世界公民”而不是一个敢于担当的“中国公民”，更“陶醉于眼下的成功而只求保太平世界”(韦伯语)。因此，也就不能不让人对中国的未来更加感到忧心忡忡。

　　“芙蓉现象”的启示是什么呢？启示就是我们不过是一群智商不高、平庸的市侩而已。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好日子”既然来了就不会再走，因此不必替未来打算，“将搞笑进行到底”才是最重要的。这当然是幻想，因为斗争无法避免。我们唯一能做的只不过是对斗争的前景、规模和方式进行尽可能理性的控制——也许这个结论很可能会真的让一些人“流鼻血”，但如果“流鼻血”能够让我们从此变得“坚韧而又清醒”，跳出“软乎乎的幸福主义”，那还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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