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谈为何要向全国人大建议审查强制婚检

　　8月2日，我和王金贵以中国普通公民身份，联名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对《婚姻登记条例》及《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进行审查。该建议书已经以挂号信的方式寄往全国人大常委会。

　　我之所以要进行这一上书，并非心血来潮，更不是作秀。是因为我认为，围绕着《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的出台，集中暴露了我国存在已久的“立法违法”现象。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行政法规《婚姻登记条例》与地方性法规《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的规定不一致，下位法与上位法的规定相抵触。而黑龙江省民政部门的有关人员又表示不执行该地方性法规。法律、法规之间如此冲突，必将使守法者无所适从，也必将损害我国法制的严肃、统一和权威。

　　当然，我在进行这一上书时并非没有顾虑，我本人也来自国家机关。但存在的更大困难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的上书能起到作用吗？

　　是的，我很清楚，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所能起到的作用是极其微小的。但是，作为一个专门学习过法律的公民，我也深知一个公民的责任所在。在建设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首先建设一个“市民社会”，要求公民能大张旗鼓地张扬自己的契约自由等私权利；我们更需要建设一个“公民社会”，这就需要每个公民主张自己的“公权利”，也就是积极行使自己的选举权等政治权利，敢于向国家机关提出正当的批评与建议。

　　古人说得好：“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因此，只有每个公民都积极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才能形成全社会对法规、法律相冲突问题的重视，我们建设法治国家才能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事实上，在我们提出要求对《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进行审查以前，已经有多名公民就法规、法律相抵触的事项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要求进行违法审查。

　　2003年5月1日，在孙志刚案进入司法程序的同时，北京大学3位法学博士和5位著名法学家先后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按照《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审查。2003年11月，河南4名律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审查《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法律效力。另外，河北一位普通农民王淑荣在从事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发现地方法规与国家法律规定不相一致，于是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修改地方法规。之后，河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修正案》。越来越多的公民的声音，正汇集成一股潮流，推动着我国的法治建设向前迈进。

　　当然，我在上书的过程中，也深感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艰难。比如，我在网上、甚至在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的网站也没能查阅到今年6月24日修正的《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使我们无法更多地对这部法规进行评价。《立法法》虽然规定了公民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成立了法规备案审查室，但是，对于如何受理公民的立法建议，是否要答复，审查需要多长期限等，都没有程序性的规定。公民的许多上书并未得到回应。

　　但无论如何，做一个有责任心的公民，尽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这是法治社会对公民的基本要求，我愿意为国家的法治建设添砖加瓦。

　　作者：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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