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滕朝阳
8月6日，北京首场“十一五”规划建言会举行，40名来自不同行业的市民代表围绕“如何解决北京越来越多的人口问题”献言献策。有人认为，目前外地户籍人口大量自由无序涌入，是造成北京人口压力过大的主要原因，应该采取相应的政策进行控制，是所谓“准入派”；有人则认为，人口流动到城市是大势所趋，同时为社会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北
京不能采用人口准入制度，是所谓“非准入派”。(昨日《北京青年报》)
北京的人口问题，以及围绕解决这一问题而展开的争论，都算得上是“老调重弹”，但并不意味着“弹”不出新意，也不意味着没有价值。事实上，北京面临的人口压力问题，是中国其他大城市同样无法绕开的现实难题；而北京如何化解，其政策取向必将为其他大城市所关注乃至效仿。
关于城市是否应当设门槛以限制外来人口流入的讨论，充满着变数和不确定性。因为不同的人参加讨论，结论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城市居民(特别是“土著”居民)以及城市管理者，很可能倾向于“准入”，因为外来人口大量、持续进入，会给前者带来生存的压力，给后者带来管理的压力。而外来人口以及想成为常住人口的外来人口，则很可能倾向于“非准入”，因为“准入”将很可能粉碎他们的城市梦想。在这个意义上，决定这样一个重大事项，只开一两次小规模的座谈讨论会，并不具备广泛的民意基础。
主张为城市设门槛的人士，其理由不能说是虚假的，比如，人口规模的高速膨胀会给资源、环境带来压力，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隐患。但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巨大矛盾，不是某一城市的特有遭遇，而是一个全国性乃至全球性问题。因此，这个理由是现实的、真实的，但作为为城市设门槛的理由，却未必充分。城市实行人口准入，有违自由迁徙的基本权利，这个且不说；问题是，倘若大中小城市都设门槛(理由找出千条万条也不难)，富余劳动力将向何处转移？不可逆转的城市化进程，又将在何种难以想像的状态下进行？
对外来人口的压力，大城市也许比中小城市感受得更早也更深刻，但这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丰富内涵:不平衡不仅体现在城乡之间，也表现在城市之间。而这种不平衡，并不全是主观因素所造成，而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政策因素的影响。所以，大城市应当有更加博大的胸怀，在反哺农村、反哺中小城市方面有更积极的作为，从城市发展模式的反思中寻求纾缓人口压力之策，而不是高筑门槛，取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保守之势。
其实，不管城市是不是设门槛，进入城市的约束条件，是自有城市之日就已客观存在的。比如，你没有本事在城市生存，自然就“混”不下去。公平的城市管理者，应当给所有怀揣城市梦想的人一个进入城市的机会，而不是制造藩篱阻挡外来人口进入城市的步伐。所谓城市门槛，其实也是无用甚至是有害的东西。一个想进入城市的人，你不让他文明地进入，他就可能采取非文明的进入方式；一个想在城市讨生活的人，你不让他合法地存在，他就可能千方百计地寻找“非法”的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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