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绍福
近日，原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余斌因受贿罪被提起公诉，但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平常的官员受贿事件，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争议。在余斌的从政经历和他人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余斌并不是一个爱贪便宜(无论是小便宜还是大便宜)的人，他受贿的初衷据说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他分管工程招标的监察工作时，深刻地感受到我国目前的工程招标体制
和现有的基建工程预算定额标准，导致基建过程中形成了很大的利润空间，因此，当基建老板钟希金送给他8.5万元现金时，他并没有拒绝。他当时想，只要不是据为己有就不构成犯罪。对于他所接受的贿赂钱财，都不是为了个人的贪欲：他曾拿出一万元解决了几个乡干部的工资问题，曾给某村村民5000元用于维修渠道……他向法庭出示的11份票据和数十份证言，证实他所收受的钱财中，有15.47万元已被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
正因为认为自己没有将受贿款据为己有，而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所以余斌一直认为自己并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不应承担受贿罪。在网络中很多网友也对此表示了理解，甚至出现了一些赞扬的声音，就连有家报纸在报道时也称其为“为民父母官”。对此，笔者并不太赞同，余斌的确与那些贪得无厌、为自己私欲牟利的贪官不同，他的做法甚至被很多人认为是“为民做主”、“劫富济贫”，取的是不义之财，用在公务和社会公益等正当事务上。但这些都与我们认定余斌是否犯受贿罪无关，因为受贿罪的认定是基于受贿的事实，而非基于受贿的原因。也就是说，受贿本就没有什么好坏之别，也不存在可以理解、可被接受的受贿。至于受贿所得的用途，这和受贿一是一，二是二，是两码事，不能因为受贿用于正当途径就可以理解，就不应承担受贿罪。正是基于这两点，笔者认为，如果案情事实真如报纸所描述的那样的话，那余斌毫无疑问是要承担其受贿罪责任的。
这个事件对于我们这个社会而言是个新奇而有趣的事件，在我们肯定其受贿罪与受贿原因以及受贿款项的用途无关之后，倒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需要我们辨析清楚。那就是在强调制度的法制社会，在面临一些特殊的问题时，基于良好愿望但又违背制度的做法是否值得理解？也就是说，从世俗的人情道理上可以讲得通的个别做法，是否可以超越制度和规则呢？
这如果在古代肯定是不能算一个问题的，因为古代强调的是民众的意见，所以古代很多犯了罪的人，但因为广受百姓认可，百姓为他请愿，最后被当权者以情有可原而认定将其无罪释放。这种事例在古代可不少见，我们甚至会为此叫好，因为好人总算了好报。但毕竟那是个人治的社会，在人治的社会，人心、人情是评判的最高标准，制度只是这种标准的一种表现，所以在个别事例上是可以随机应变，超越于制度之上的。然而今天的法制社会却不同，法制社会强调的是规则，规则制定之后就超越于个别事例了，即使该事例被认为可以理解，有合理的原因，但也没有超越制度的特权。法制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对制度的遵从也越严格，甚至到了死板、僵化的程度。在港台的电影中，经常可以看到明明知道对方是罪犯，但因为苦于没有证据，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罪犯大摇大摆地离开的现象。我们每每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总是咬牙切齿，郁闷得很，而且在心理嘀咕：反正都知道他是罪犯了，还放走他干吗，不如直接抓起来算了。但我们在咬牙切齿的同时也该庆幸，因为他们在维护着法治社会的规则和尊严。
对于个人，我们总是希望可以随机应变，不要太刻板，太僵化，但对于已被广泛认可的制度而言，我们倒宁愿刻板一点，僵化一点，不要让个别现象随意超越于法制之上。从这点来说，无论是为一己私欲的“正统”式的受贿，还是像余斌这样的所谓的“另类受贿”，都是我们的法制社会所应该拒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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