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团重重的安徽毫州中院袭警案

　　□本报特稿/记者侯劲松

　　近日，一位读者致电本报新闻热线，称他手持与法院签订的《赔偿协议书》，去法院要求兑现时，竟遭法警阻拦和殴打。他声称手中握有重要物证，一根断成两截的电警棍。记者听后震惊不已，法院是讲法的地方，法警怎会对百姓施以暴行。带着心头一个大大的问号，记者急赴事发现场——安徽省亳州市。

　　本报的报道引起亳州中院重视

　　安徽省亳州市民樊启林作为原告，与被告张玉俊夫妇在1998年打了场借款纠纷官司。1998年11月9日，亳州市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张玉俊夫妇返还樊启林借款15万元加利息，共计21.3万元。张玉俊夫妇未上诉，判决生效后，樊启林申请执行，因被告张玉俊夫妇远在新疆，亳州法院委托新疆当地法院协助执行，但受委托协助执行的新疆吉木萨尔县法院却发现判决书错误百出，压根就无法执行。

　　之后，樊启林奔波于安徽与新疆两地法院之间，亳州市法院先后两次作出裁定书，修改了之前的民事判决书。当樊启林第三次去吉木萨尔县法院，执行法官再也坐不住了，认为法院的判决书不会如此出错，老樊有伪造法律文书的嫌疑。樊启林无奈，只能返回老家，经过多年向有关部门申诉，直至2005年还是毫无结果。于是向媒体投诉，《民主与法制时报》2005年第18期5版刊发了《法院裁决书演绎“黑色幽默”》一文。

　　2005年5月18日，本报的《法院裁决书演绎“黑色幽默”》报道见报的第一天，亳州市中级法院杨院长迅速作出批示，由中院的田副院长与谯城区法院联系，抓紧处理此事。

　　经多次协商，2005年7月12日上午，谯城区法院副院长马爱华、监察室主任张焕章代表谯城区法院，和樊启林签订了《赔偿协议书》。主要内容是，法院的判决书因多处出现错误，导致无法执行。樊启林要求法院赔偿判决书中的21.3万元，及车旅费、执行费、诉讼费等合计499666元。法院与樊启林达成如下协议：1、法院自愿将十河镇法庭办公楼一座22间、住房3间、院落内外墙体、出路、滴水等冲抵赔偿款。2、法院于10月30日前把土地使用证、房屋产权证办理完毕。

　　对于这个结果老樊感到十分满意，郁闷在心头多年的怨气也一扫而空。他一路小跑赶回家，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全家人。

　　刚吃完午饭，全家还沉浸在喜悦之中。不料，老樊又接到法院的电话，让他再去一次法院。老樊赶到法院后，法院再让他签一份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内容是，如果法院不能在12月30日前办好土地使用证、房屋产权证，法院一次性赔偿樊启林28万元。樊见状认为法院出尔反尔，遂断然拒绝法院的要求，双方不欢而散。

　　法警值班室里发生两次肢体冲突

　　7月27日，樊启林站在记者面前，说起7月13日他在法院里的遭遇，樊启林情绪一下子就激动了起来。他回忆说，13日早晨7时40分，我手拿补充协议书，来到亳州中院要求见田副院长。门岗值班室法警刘强对我说：“见田院长得先预约。”我请刘强打电话与田副院长联系，刘说电话坏了，便把我推出门岗外。我在外等了约20分钟，便又走进门岗值班室，拿出赔偿协议书给刘强看，再次要求见田副院长。刘看后却说：“你把法院的名誉给害惨了。”双方因此发生争执，刘强举起椅子砸我，被经过门岗值班室的徐法官拦住，刘丢下椅子后，用拳头猛击我脸部，我被打倒在地，嘴里流出鲜血。

　　此时，田副院长闻讯赶到现场，把我扶入信访室，安慰我先去医院治疗。所在辖区的薛阁派出所民警接警后赶到现场，田副院长对民警说：“没事，我们正在处理。”民警闻此言后便走了。

　　我的妻子和儿子得知我被打的消息，一起赶到法院后，被安排和我一起进入信访室。在田副院长耐心劝说下，我的情绪开始有点平静了。

　　中午11时左右，我们夫妻俩一同走出信访室时，不料，另一名法警王辉手持电警棍，冲我头上脸上一阵猛打，我被打倒在地，脸部被打破，电警棍也被打断成两截，我顺手抓住断掉的电警棍另一端，与王辉争夺起来，王扔掉电警棍，又拿出一把螺丝刀向我刺来，被我妻子挡住，我妻子的胳膊被刺伤了。在围观的群众和田副院长的制止下，王辉丢下螺丝刀跑了。这时，薛阁派出所民警第二次出警到现场，民警让我先去治疗。下午1时左右，我去派出所做了笔录，之后住院治疗了三天。

　　7月28日，记者来到亳州市中级法院核实樊启林所反映的情况，田副院长、立案庭王庭长和法警支队马队长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田副院长表示，法院上下都知道樊启林的事，他每次来我办公室反映情况，都是畅通无阻的。接着，马队长回忆说，那天早上他到法院上班，刚准备进门岗值班室打考勤卡，听到里面传来争吵声，走进门岗值班室，便看见樊启林好像喝过酒的样子，他正一把抓着刘强衣领，把刘强的警服撕破了，在双方肢体接触中，刘强自始至终没有动手打人。

　　王庭长在旁补充道，樊启林打人后，田副院长请他到信访室谈话时，樊启林的儿子樊云峰带人到门岗值班室闹事。樊启林和田副院长谈完话，走出信访室时，听到隔壁门岗值班室里的争吵声，便冲了进去打法警王辉。

　　之后，王庭长向记者出示了两位法警的验伤单和被打伤部位的照片，以及亳州市公安局法医检查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刘强受伤程度不构成轻微伤，王辉损伤程度评定为轻微伤。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马队长和王庭长一再表示，那天他俩都在现场，目击了整个事件的过程，他俩都证明刘强和王辉两位法警未动手打过人。

　　记者提出两个疑问，一、法警没有打人，樊启林为何声称有被打时的重要物证——电警棍和螺丝刀，二、法警没有动手打樊启林，那为何殴打法警的樊启林身上反而有伤，并经亳州市公安局法医检查鉴定中心鉴定，樊启林夫妇均为轻微伤。

　　王庭长回答道，刘强毕业于医学院，2002年考入法警，工作表现一直很好，是个白面书生，非常文静，说他打人没人会相信。那天樊启林和法警刘强发生争执时，樊启林低头向刘强撞去，被刘强躲闪后，樊启林顺势故意摔倒在地上，摔伤了脸部。而其妻李英一直站在王庭长身边，不知道她身上的伤从何而来。

　　法警支队马队长补充道，那天门岗值班室的里间空调坏了，有两个工人在维修空调，樊启林之子带人冲入里间抢了电警棍和螺丝刀，之后打伤了王辉。

　　更令他气愤的是，当日下午，马队长带刘强和王辉去派出所做完笔录后，樊启林之子樊云峰竟然带人围住派出所，不让马队长走出派出所，时间长达两小时。

　　在中院采访工作结束前，记者又提出两个问题。一、谯城法院与樊启林签订赔偿协议书后，为何又会拿出补充协议。二、袭警案件发生后，赔偿协议书还会执行吗?

　　王庭长回答道，谯城区法院签订赔偿协议书后，感到房产证较为好办，但土地使用权证非常难办，樊启林又非得让法院在10月底办好，显然难度很大。因此，法院在经费十分紧张情况下，还是在补充协议上提出赔偿樊28万元，但樊不答应。事件发生后法院一直在找樊启林，可他避而不见。如果他不同意签补充协议，法院将尽力办好相关权证，如办不成，法院再和他协商解决。

　　警方为何“不作为”

　　记者带着一个大大的问号去亳州，采访完当事双方后，却又多了长长一串问号。如若像法院反映的那样，樊启林父子在亳州市中级法院撕破法警警服，抢夺电警棍暴力袭警，那案件性质是非常恶劣和严重的，为何派出所两次出警时，既没有采取措施，后又“纵容”樊云峰带人围住派出所的行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袭警者”樊云峰在案发后的半个多月中，曾四次去派出所要求尽快惩处打人者，这难道是耍“恶人先告状”的伎俩。

　　带着疑问记者走进了薛阁派出所。负责调查此案的姜副所长刚好出警归来，听了记者的来意，姜副所长拿起一沓材料，在空中扬了扬，客气的说，材料都在这，你先去谯城分局政工科，办完采访手续后再来。接下来的一幕，令记者感到非常困惑和不解。记者赶到分局，找到政工科薛科长，薛科长表示要先请示市局，市局宣教科刘科长在电话说，中央媒体来亳州采访，必须经省公安厅同意。接着，薛科长又打电话到省厅，省厅的王科长的回答更令记者惊讶，让记者去北京公安部宣传局办采访手续。此时，薛科长表示爱莫能助，他必须按规定办。

　　记者从采访的遭遇中感觉到，一起案情本并不复杂、很容易判断孰是孰非的案件，现在却留下了重重疑团，我们不禁要问，警方不接受采访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不愿说出真相想掩盖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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