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颐
尽管爱因斯坦始终是一个虔诚的和平主义者，但在1939年仍签署了一封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强调有必要进行大规模实验，加速制造原子弹。1952年，在日本遭受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的灾难七周年后，日本《改造》杂志向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尽管您完全明白原子弹的可怕的破坏力，可您为什么还要参与原子弹的制造？
对此，爱因斯坦回答，因为他当时知道纳粹德国也在制造原子弹，所以“我那时只能这样做，再无其他可以选择的余地”。对原子武器，他的基本观点是：“去反对制造某些特殊的武器，那是无济于事的；惟一解决的办法是消除战争和战争的威胁。这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今天看来，爱因斯坦的回答仍未过时。然而世界和平并不容易，虽然进入“全球化”时代，但一些国家、民族间为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争战一直未停。而爱因斯坦早在1931年就开始谈论“主权的限制”。他认为：“国家的最高使命是保护个人，并且使他们有可能发展成为有创造才能的人。”也就是说，国家是为人而设立，而人不是为国家生存。不过，理论上虽说如此，但现实中却难以做到。他明白：“除非所有国家都能一致同意限制他的国家主权，都承担义务采取联合行动，反对任何明里暗里逃避国际仲裁法庭裁决的政府，否则我们就永远摆脱不了我们目前普遍的无政府状态和恐怖状态。”爱因斯坦的这种论述在当时可能被视为一个美好的梦想。
但经过包括原子弹爆炸在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劫难，国际社会终于有所醒悟，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的实际“能力”毕竟比此前的“国联”强了不少。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历史过程不断推进(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诸如“世贸”、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等许多超国家组织的权力不断加强，对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的影响(甚至干预)日益增强。国家的一些传统职能，尤其是经济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向跨国组织妥协。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的同时，不同的制度、传统、价值、文化间的接触自然也更加密切，虽然其中有激烈的碰撞与冲突，但更有彼此的交流与理解。
各种对国家主权提出挑战的理论空前“繁荣”，不论这些理论是否合理，它们的出现本身说明传统的国家理论确实遇到了严重挑战。
二战结束到现在已经六十周年，各种冲突从未间断，但毕竟没有两次世界大战那样大规模的战争出现。或许，这为爱因斯坦几十年前的“梦想”做了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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