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以宾
《东方早报》报道：近日，20出头的温州一富商之女出嫁时，除了豪华婚宴、200多平方米的豪宅、轿车作嫁妆外，富商夫妇还“陪嫁”了一样特殊的“嫁妆”——在娘家服侍女儿20多年的保姆。对此，人们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温州一位学者认为此举“太过荒谬”，现在居然有人嫁女儿“送”保姆，这和封建社会小姐出嫁陪嫁丫鬟的做法有何两样？
笔者以为，富商何以成为富商、富商之女的生活自理能力是否很差等等，需另当别论。至于如何看待老保姆作陪嫁这件事本身，起码有两种眼光：一是“契约眼光”；一是“阶级眼光”。假如富商所持的是“契约眼光”，假如富商压根儿就未把老保姆视为“物化”的嫁妆或纯粹为了炫耀，那么此举便无可厚非。
有人认为，如今的社会已逐步由“身份社会”转入“契约社会”。所谓“契约”，所表达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一种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这位老保姆无论在“娘家”还是随服务对象到了其“婆家”，与主人所构成的契约关系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可以这样设想：这位老保姆与雇主一家人的合作状态是相当不错的，否则，她不会一干就是二十年，富商之女也不会出嫁后还觉得离她不开。评价这宗契约关系，除了雇佣者与被雇佣者之间的感情因素外，还可以设想以下要件：作为契约一方的老保姆在认真履行了契约责任后，基本享受到了相对应的权力与利益，例如工资、食宿、必要的尊重等等，否则，她要么与主人家闹翻，要么因为觉得工资太低辞职而去。同时，这位老保姆也认真履行了契约责任，甚至其表现得到了主人的嘉许，否则，也许早就被解雇。在上述设想的前提下，与其把老保姆看成是一种主仆关系，倒不如看成是一种与别的其它任何行业均无本质区别的“就业”关系，以及维系就业的契约关系。
在雇佣保姆问题上，眼下存在的问题很多，甚至酿成官司或悲剧。例如，从满足自己的“主子欲”出发，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千方百计克扣保姆工资，不提供基本的食宿等物质生活条件；吹毛求疵，找借口随意解雇；对保姆进行精神或身体上的虐待等等。究其原因，正是“身份社会”沉淀下来的意识、心理在作怪，是一种严重缺乏“契约”精神的表现。诚然，确实也有部分从事家政服务的人员表现不佳，一方面是知识文化水准较低，更重要的，恰恰也是缺乏一种“契约”精神和思维。例如，自己首先把自己看成是弱者，把这项工作看得低人一等，并严重缺乏在契约内认真履行责任的职业精神。在雇主和被雇佣者双方均大力弘扬“契约”精神，尤其是增强保姆自身的主体品格、权利意识、自治精神，是今后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封建社会毫无疑问是一种“身份社会”，我们曾经经历的计划经济社会，在其内核上仍然是一种“身份社会”，而在这种社会形态之上所建立起的，则是一种“等级”以及“人身依附”的价值判断方式和思维方式。观察任何事物时，则常常持有一种“阶级”眼光，最为典型的则是曾十分流行的“革命样板戏”所包含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判断。假如把老保姆作嫁妆的说法纯系报道此新闻的记者的主观臆断，假如评判者并无事实根据地断定此乃封建遗毒，便有理由得出这样一条结论：在物质形态上由“身份社会”转入“契约社会”也许并不难，而从意识形态上完成这种转变，仍将经历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保姆”、“佣人”之类，在计划经济年代尤其是“文革”时期，曾统统被列入“彻底打倒，再踏上一只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的对象，谁曾想到了改革开放的今天，这类职业不仅已实实在在地存在且得到人们充分地理解与尊重，同时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和“生计”问题。无论是从“法治眼光”、与之相联系的“契约眼光”还是被赋予了时代内涵的新的“道德眼光”看去，老保姆作陪嫁都没有什么好指责的。假如真想进行客观的评判，倒不妨认真去听听这位老保姆自己的切身感受。很遗憾的是，在有关报道中，并无出自老保姆之口的只言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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