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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燃放烟花爆竹立法听证会聚焦解禁难题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14日23:41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8月14日电(记者刘江) “禁”?还是“限”?这似乎仍然是个问题。在已决定对烟花爆竹适度开放的北京,人们还在谨慎权衡,精神快乐与安全环保谁更重要,如何才能鱼与熊掌兼得。

  北京市人大法制委员会14日在此间召开燃放烟花爆竹立法听证会。虽然所安排的听证事项是《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中关于限放地点和时间两个具体问题,
但是,来自编辑、律师、职员、学生等各行各业的16位陈述人所关注的范围却远远超越于此,旷日持久的“禁”与“限”之争再次激烈展开。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对立双方所关心的问题高度一致:解禁后的北京应如何保证安全与环保。

  传统民俗面对全新挑战

  听证会上,虽然陈述人之间的观点交锋激烈,但是无论“主禁派”还是“主限派”,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随着时代和社会环境发生的巨变,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已不再仅仅是个人记忆中温馨美好的快乐之梦,而成为一个伴随着诸多现实困扰的公共问题。

  首先,北京成为一个人口密集、资源紧张的超大城市,公共安全成为最无法忽视的问题。公司职员魏京民说,从1993年至今,北京的城市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口、车辆不断增加,犯罪时有发生,火灾的隐患更多,大家可以想象,当爆竹像炸雷一般地炸开,将造成多么可怕的危险和污染。

  其次,由于缺乏法律规范,能量与日俱增的爆竹,越来越令人感到恐惧。今年66岁的退休工人王崇礼说,他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在北京过春节,回忆大人小孩一起在四合院放爆竹的情景历历在目。但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放小鞭小炮,很少见到伤人的事故。但今非昔比,有些能量大的爆竹甚至能赶得上炸药。

  同时,北京实施“禁放”法规12年的执法窘境,以及外地解禁后发生的种种问题,使人们普遍质疑政府的管理能力。编辑张海涛说,“解禁”是弊大于利。我自己家人的手被炸伤过,我的汽车顶棚也被炸坏过。据今年的一个统计,除夕之夜北京有290个人因为燃放受伤,城区只有36个人,非禁放区达到254个人。

  此外,陈述人中,特别是那些主张应该坚持“禁放”的人们,往往对市民素质表示不满,对市民的自律能力表示悲观。退休职工王菊说,北京人口众多,发生事故十有八九找不到肇事者,只能自认倒霉。应该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是刚刚走上法制化的国家,老百姓还没有自觉遵守法制的意识,管理难度很大。

  范围再小点 时间再短点

  此次听证的具体事项包括以下两个内容:《草案》中关于“本市五环路以内的地区为限制燃放烟花爆竹地区,五环路以外的地区允许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草案》中关于“在限制燃放烟花爆竹地区,每年农历除夕至正月十六,允许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

  有趣的是,出于对现实利益的平衡考虑,在政府趋向宽大的法规面前,七成以上的陈述人都提出:允许燃放的地区范围可以再小点,允许燃放的时间可以再短点。

  职员李全利说,《草案》中对限放区以五环路为界的规定不全面。因为,现在北五环以外的居民也很密集,建议可将此条改为在本市五环路以内,以及居住稠密区等都规定为限放区。

  律师黄海说,《草案》关于时间的限制过于粗糙,没有考虑到老年人和体弱多病人的休息权,建议将其进一步进行细化。比如考虑中国人有守夜的习惯,除夕可以24小时燃放,正月初一至十六则规定21点至24点禁放。

  还有多位陈述人建议,应由政府出面,在节日期间组织专人统一进行燃放,减少个人的随意行为,以此减少安全隐患。

  民意在充分讨论中走向融合

  听证会前,北京市政府以及人大有关部门通过座谈会、民意调查、网上公开征集意见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民意,并在媒体上进行了充分报道。由此,人们明显感受到一种变化,那便是各种观点不再是截然对立的,更是趋向交叉甚至融合。

  听证会上,陈述人虽然所持观点各有不同,但很多人发表的意见都表明,大家在竭力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开始返观他人的观点,并自觉地进行换位思考,尽量做到不同利益各方和睦相处。

  鲜明地提出“禁改限”是历史倒退的张海涛,在其陈述词中最后表达了这样的态度:在京城燃放烟花爆竹是需要付出高成本的,不能像在农村,想放就放。如果要在北京放炮,必须要到远离人群的五六环以外,这样,“你玩得起,对大家也没有干扰,才能形成一个和谐自由的局面。”同时,更多的人不再局限于简单地宣泄情绪,而致力于提出更理性、更具建设性的意见。比如,有陈述人提出,政府应加强对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保护;对爆竹的规格、产品质量应进行明确限制;应加强对市民公德和社会责任心的教育等等。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北京市对于上述两个十分具体、且人们普遍关注的法律事项进行听证,是非常有必要的,并值得赞许的。他说,这可以使人们与即将出台的新法进行充分互动,听证既是听取民意的过程,也是民意消化和接受法律的过程。在进行公开、透明、广泛的意见征集后,政府降低了决策风险,百姓也提高了对新法的认识,有利于未来现实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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