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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亲历芷江南京受降全程:冈村宁次耍尽花招终低头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16日07:23 新京报
老兵亲历芷江南京受降全程:冈村宁次耍尽花招终低头

老兵亲历芷江南京受降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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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亲历芷江南京受降全程:冈村宁次耍尽花招终低头

曾参加受降仪式的王楚英老人站在60年前受降地前。


老兵亲历芷江南京受降全程:冈村宁次耍尽花招终低头

2005年8月13日,南京受降仪式地原址现已经成为南京军区大礼堂。本报记者宫靖摄


老兵亲历芷江南京受降全程:冈村宁次耍尽花招终低头

1945年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时的国民党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资料图片


  抗战胜利

  1945年8月,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苏联也对日本宣战,出兵东北。

  1945年8月14日上午,日本天皇裕仁决定发出停战诏书,并接受《波茨坦公告》。

  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的《停战诏书》正式播发,宣布330万日军放下武器,日本向盟国无条件投降。至此,以5500万人的生命和近5万亿美元的损耗为代价,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9月2日,在美国“密苏里”号巡洋舰上,日本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确认。

  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黄埔路陆军总司令部举行。随着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八年抗日战争的胜利。

  那一夜,王楚英醉了。

  这位82岁的抗战老兵对60年前的那个夜晚记忆犹新。1945年8月10日,他第一次听说了日军即将投降的消息。一番痛饮,他带着回家的美梦,醉得不省人事。

  “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用打仗了,可以回家了。”王楚英14岁从军参加淞沪会战,当时已经8年没有进过家门。

  在随后的20多天里,他参与了芷江洽降和南京受降仪式,见证了日军向中国战区投降的整个过程。

  初闻胜利 比结婚生子都痛快

  今年8月10日下午,82岁的王楚英老人在几个小时的谈话中,始终坐得笔直。这位老兵对60年前的胜利时刻,有着清晰的记忆。

  在南京清凉门外的金信花园小区里,许多人知道这位老人的传奇经历:14岁从军,相继参加淞沪会战、入缅作战,后随国民党去了台湾,上世纪50年代又从香港起义回到大陆。

  1945年,王楚英22岁,时任国民党新6军14师少校作战科长。8月10日晚上8点多钟,他正在昆明郊区一个美军参谋指挥学校的阶梯教室里看电影,礼堂的灯突然亮了。

  近300名中美军务学员都抬起了头。马丁校长和席乐毅副校长站到了讲台上。

  两位校长喜形于色,同时举起双手,做出四个胜利的“V”字手势,四只胳膊不停晃动。“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日本鬼子要投降了!”马丁用英语说。

  “噢……”中美军务学员一齐欢呼起来。马丁接着补充说:“日本还未正式宣布,这个消息暂时不要外传,但日本已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

  “有人高喊‘万岁’,两三声后,大家声音就齐了。‘万岁’的声音把三四百平方米的教室快震塌了。我的嗓子都快喊哑了……“教室秩序乱了,满含热泪的王楚英随人流涌到室外的空地上。卢醒少将、邱行湘少将先后与他紧紧拥抱,互拍背膀。

  他至今记得,家在湖北的卢醒当时哭着对他说:“可以回家了,好了,回家了……”而邱行湘说的是:“我可以回溧阳(属江苏常州市)了,可以回首都南京了……”

  马丁和席乐毅被人群高高抛起。一些美国女兵兴奋地拥吻身边的每一个人。

  王楚英一生不善饮酒。当时,邱行湘拿来一杯啤酒,硬往他嘴里灌,边灌边说“今天不喝不行,今天比咱结婚、生孩子都痛快”。王楚英一口饮下。

  当夜,他醉了。

  “8·15”前后的冈村宁次

  1945年8月15日早晨,王楚英从学校的广播里听到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的消息。上午11点左右,他和战友们坐上兵车到昆明市区参加胜利游行。

  性格内向的王楚英做了两件“外向”的事情,一是不断向街上欢呼的同胞打“V”字手势,一是竟然大声唱起了革命歌曲。因被朋友说成是鸭子叫,除了这次外,好面子的他一生没在人前唱歌。

  就在昆明欢呼游行的同时,几千里外的南京鼓楼广场,2000余名侵华日军摆出遥拜天皇的队形。

  他们是侵华日军总司令部的官兵,正和总司令冈村宁次一起,通过广播听着日本天皇裕仁的投降“圣训”。

  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留的资料,该馆退休研究员胡菊蓉能够清晰地描述当时的场景:“广播结束后,所有人都哭丧着脸站在烈日下,长久地不发一言。”

  后来,冈村宁次现场作了训示:“蒙亲赐数语,忧及圣虑诚惶诚恐,不知所措……然事已至此,本职唯谨圣谕,以慰圣怀……”

  “冈村宁次当时是很不服气的,他手握上百万的日军和伪军,根本不肯承认自己失败。这种不服气情绪在投降前后一直贯穿。”胡菊蓉说。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冈村宁次仍倨傲地向日军训示说:本官决意率吾百战百胜皇军之最精锐部队,抱全军玉碎之决心……

  相关档案表明,冈村12日接到东京大本营投降密电时,感觉“真如晴天霹雳”。但他立即向国内发回电报,要求拒绝投降,继续作战。

  甚至到了8月17日,冈村还在进行最后的战争叫嚣,在一些场合宣称“作战”。

  国内学者朱晓艳等人近日在其著作中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冈村因害怕承担战争责任,于15日前后曾向东京大本营发出电报,要求辞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职务。而大本营给他的回电只有四个字:孩童之言。

  王楚英回忆,1945年8月15日当天,昆明街上到处是欢呼的人群,人们追着兵车喊“胜利”、“和平”,手里有什么就挥舞什么。有人喊累了回家歇一会儿,又上街来喊。

  而在乡间,农民们敲着各式各样的脸盆庆祝,许多脸盆都被敲破了。

  “从城市到乡村,从华南到华北,那天我们举国欢庆。”胡菊蓉说。

  芷江洽降 日机险错降机场

  1945年8月21日早晨,王楚英穿着美式军装,英姿勃勃地站在湖南芷江机场。8月17日,他受命从昆明来到芷江,担任芷江洽降期间的警卫工作。

  第二架飞机停稳后,王楚英站到了飞机舷梯下。“我可以下来吗?”站在机门的侵华日军洽降使节今井武夫的声音,克制中有些不屑。

  “投降了还这么牛气?”

  王楚英强压胸中怒火,他紧盯着今井走下飞机。

  今井将佩刀呈给中方时,弯下了腰,王楚英才松了口气。“他总算还知道他们失败了,是来和我们商议投降事宜的。”

  胡菊蓉的研究表明,洽降选在芷江,主要是为了威慑日军。一来日军虽降,但“仍很傲慢,不肯认输”,芷江是日军丧师折兵的重镇,著名的湘西战役以日军失败告终。二是芷江作为当时重要的空军基地,机场上“银鹰相接,颇为壮观”。

  “日军在侵华战争中一直掌控着制空权,但洽降那天,昏了头的日军驾驶员竟搞错了降落地点。”胡菊蓉说。

  当日10时左右,中国驾驶员周天民在洞庭湖上空西北方向发现一个小点,他判断是日方洽降代表乘坐的飞机,他招呼僚机前去警戒。

  机群到达溆浦县城上空,本应沿资江西飞,可日方驾驶员在途经洪江湾机场时,误以为已经到达目的地,准备降落。

  周天民断定日机搞错地点,先摇动机翼,又盘旋一周,以手示意,日方驾驶员才由中方飞机领航,向芷江机场飞去。

  王楚英回忆说,先落下来的是周天民的飞机。

  机场外人群沸腾了一阵,有人放鞭炮,不少人还把自采的野花向中方飞机方向抛着。

  第二架是日方飞机,王楚英忙着警卫,没注意群众反应。但事后有多位记者告诉他,当时围观群众向着日方飞机方向吐唾沫,扔鸡蛋。

  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数圈

  1945年8月27日中午,7架美军运输机在南京上空低空盘旋。作为日军投降后首批回南京的军人之一,王楚英看着滚滚长江不由落泪,他一遍遍默念:南京,我们回来了……

  王楚英作为国民党新6军的一员,先期抵达南京进行受降准备工作。

  受降地为何选在南京?胡菊蓉在相关档案中了解到,除了南京是当时中国政府的首都之外,当时还考虑到日军在这里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南京是遭受日军暴行最严重的城市。

  另一个问题是,国民党当时军队众多,为何要从遥远的昆明调回新6军进行南京受降?胡菊蓉给出的答案仍是“此举意在威慑日军,用心良苦”。

  王楚英所在的新6军长期在缅甸作战,打败过日军王牌———第18师团。王楚英也证实了此点。

  王楚英乘坐的飞机刚到南京城上空时,南京的街道冷冷清清,鲜有行人。转了几圈后,南京市民开始竞相涌上街头,拼命对飞机挥手了。

  “前一天晚上,何应钦对我们交待,回南京后,飞机在南京上空要多盘旋几圈,尽可能低些,让南京市民知道,我们回来了。”

  下午2点半,王乘坐的飞机在大校口机场降落。附近农民纷纷跑向机场。

  20多个青年农民提起罐子、篮子朝飞机跑来了。机场边有几米宽的壕沟,里面是半人深的泥浆,他们一个个毫不犹豫跳了进去,浑身是泥浆。

  这时,负责守卫机场的3个日本哨兵赶来阻止农民。农民们对日本哨兵挥拳就打,将他们一顿痛殴。

  王楚英和其他中国军人立即拉架,并劝说:“他们现在投降了,我们要以德报怨,不能打。”农民们生气地说:“我们恨不得杀了他们呢,他们杀死了我们多少人?”

  争执很快停止了,农民们尽情地与王楚英等官兵拥抱。一个青年农民抱着王楚英哭了:“你们总算回来了……”王楚英的后背,被这位农民使劲地捶着,一阵阵生疼。

  “老乡,兄弟,对不起,我们来迟了,让你们受苦了……”那一刻,作为军人的王楚英深感愧疚,不由哽咽。

  王吃着农民带来的生山芋、熟苞米,喝着他们送来的开水,又一次落泪了。

  “那是我这辈子吃得最香的一顿饭。”

  在国民党高级将领冷欣的带领下,王楚英们从机场直奔中山陵。

  脱帽为中山先生三鞠躬时,所有人神色黯然。王楚英在那一刻想:“总理,您受委屈了。作为军人,不能保卫您,我们失职了。”

  中国军人又回来了!南京市民奔走相告。冷欣的车子所到之处,南京市民夹道欢迎。

  “是你们向我们中国战区投降!”

  “在投降前,狡猾的冈村宁次耍尽花招。”作为南京受降的亲历人之一,王楚英至今愤怒难平。

  1945年8月28日,作为何应钦的代表,冷欣中将要求与冈村宁次会面。“冈村认为自己是个大将,而冷欣才是中将,就在见面问题上提出无理要求。”

  作为当时的联络人员,王楚英记得,日方先是提出要冷欣到冈村的司令部会面,被拒后提出到冈村的私人住所。

  “我当时给日方传话,请冈村搞清楚一点———‘不是我们向你们投降,是你们向我们中国战区投降’!”

  最终冈村只好乖乖地到中方的招待所会面。这天,王楚英第一次见到了冈村宁次,印象是“昂首阔步,眼光傲慢,没有失败者的感觉,刻意保持着军人的威严”。

  王楚英记得的另一个细节是,冈村迫于形势,温顺地与冷欣握手,而冷欣在会谈时则跷起了大腿。

  胡菊蓉从档案中发现,冈村为了逃避在投降书上签字的耻辱,随后又数次装病,要离开南京到上海吴淞口等处养病,但均被中方严词拒绝,其活动也被中国军方严密监视。

  更鲜为人知的是,民国档案还显示,在9月9日南京受降签字仪式前几日,冷欣曾接到密报:冈村宁次可能在日军投降签字时当场剖腹自杀,以报效天皇。

  冷欣一方面火速电告何应钦,另一方面秘密与冈村身边的今井武夫联系,要他采取预防措施。

  王楚英当时在南京受降仪式上做警卫工作,他当时虽未听说此事,但上级确实曾命令他严密注意冈村的一举一动,不能让他在签字仪式前后出一点事。

  胡菊蓉整理了中国战区十几个受降区的资料和档案,发现一个普遍现象:日军投降后毁坏了大量武器和粮食。

  “他们在缴械前把大量的枪支弹药沉进湖里、海里,甚至把粮食到处乱丢乱撒。具体数量多得难以统计。”

  王楚英当时也亲眼见到各地报来的类似文件。

  报告中提到,投降日军将大量白糖撒进汽车和装甲车的油箱里,而这极可能引起爆炸。还有,日军将大炮的精密仪器部分拧掉多个螺丝等。

  南京受降 冈村宁次把章盖歪

  盛夏的中午,南京黄浦路3号南京军区大礼堂大门紧闭,门前两棵百年白榆在微风中摆动枝叶。60年前,这里是国民党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

  王楚英轻抚礼堂大门,向记者讲述60年前发生在门内的南京受降仪式。1945年9月9日9时,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典礼在这里举行,史称南京受降。

  国民党政府将此重大事件安排在这个时间,学者认为大有讲究。

  胡菊蓉认为,中国自古就有“三九良辰”之说。9月2日,日本政府向盟国投降,中国战区投降仪式必须尽快进行,但之后的2至8的日子都不是太好。

  “签字仪式只有短短15分钟,但为了这隆重的15分钟,国民党上下足足忙了20多天。对仪式的进行,更是精确到秒。”胡菊蓉说。

  当日9时,签字仪式进行。王楚英就站在离何应钦不到3米的斜后方,他的目光,紧紧盯着对面冈村宁次的一举一动。

  他亲眼看见,冈村宁次低下骄傲的头,一言不发地像个木偶似地完成仪式。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在降书上签字盖章时,冈村还是“一脸不服气,十分不情愿的样子”。

  而胡菊蓉查阅档案后指出,冈村宁次在仪式上一言不发是国民党政府安排好的,事先就规定他不许讲话,他只能服从。

  让胡菊蓉感到惋惜的是,进行南京受降研究时,她发现我国内地各档案馆内只有日本降书的复印件,而没有原件。根据降书复印件,冈村宁次在盖章时,把章盖歪了。

  王楚英当时亲眼目睹这一情景,“冈村宁次章盖歪了,好像很抱歉,站起来向何应钦点头。点头我理解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章盖错了,第二个是他带领的120万侵华日军投降了。”

  9时15分,中国战区120万侵华日军的投降签字仪式完成,何应钦命令冈村等退席。走出大门时,冈村宁次一脸黯然。

  “60年过去了,大门还是同一个。”8月13日上午,王楚英轻抚60年前日军受降地礼堂的大门。此时,天空一片明朗,阳光将那扇胜利的大门照得明晃晃的。

  -平民回忆

  日军投降使我逃过死亡

  方时伟老人两度从日军手中逃生,亲见日本兵在投降前几日仍在施暴

  8月11日上午,南京。77岁的方时伟老人撸起右裤腿,两处已愈合的腿伤在阳光下十分醒目。

  60年前,1945年8月13日早晨6点,在浙江乡下一条小河边,他在缀满露水的草地上醒来时,四下一片安静。拘押他4天5夜的上百名日军,突然“失踪”了。

  惟恐再被日军捉住,他开始惊慌地逃亡。路上,他一次次听到一则他不敢相信的传言:日本鬼子投降了。

  在被日军拘押的4天5夜中,方时伟几乎没吃到任何食物,还被日本兵一再毒打,一处腿伤就是那次留下的。

  “如果抗日战争没有在那个时刻取得胜利,我肯定会死在日军手里,要么饿死,要么被打死。”60年来,方时伟一再发出这样的感慨。

  1945年8月7日下午,17岁的方时伟在浙江嘉兴市平湖县境内的乡间行走时,被一队100多人的日军捉住。被扇了几个耳光后,与数十个年轻的男女同胞被一条绳子拴着赶路。

  他们被囚在山塘镇的一间民房内,没吃没喝达三天四夜。一位当地老农因给他们偷偷送水,日军向其开了乱枪,老人生死不明。

  10日上午,方时伟和另外4个人被日军带至镇上另一间民房内。方被拉至院子中时,4个同伴已躺在地上,浑身是血,一把军刀放在一个木头澡盆上。

  一个粗壮的日本兵轻松地笑着,把瘦弱的方当成玩具,一把抱起摔在几米外。这个摔人游戏让几个日本兵放声大笑起来。

  被摔了几次后,方和同伴一样,昏了过去。右腿膝下就此留下一处伤口。

  次日上午,方时伟等5人被日军带至一条河边。在岸上,他亲眼看到日军上船强拉多名中国妇女,然后拖到岸上的僻静处强暴。

  妇女们的惨叫声响彻河岸时,一些日军开始吃在船上抢到的西瓜,他们把掏掉瓤的西瓜砸向方时伟等5人,以此取乐。最终,方等5人靠吃这些西瓜皮才活下来。

  12日下午,船停在一个村子边。一个日本军官模样的人来到船前,简单地讲了一句日本话就走了。一名中国人翻译说:“你们是好好的老百姓,放你们了。”

  5个人听到被放的消息后,一时感觉又累又饿,竟在河岸边的草地上很快昏睡过去。

  13日早晨,天刚放亮,方被同伴推醒。四周静得怕人,方和同伴四处张望,没看到一个日本兵。

  几十米外的一间民房里,桌上乱七八糟地摆满剩饭剩菜和西瓜皮,方和同伴们判断日军走得很突然,很可能是吃饭吃了一半时撤的。

  胡乱填饱肚子,方时伟和同伴散开逃跑。他们都怕再次被日军抓住。

  逃至附近一个村子,有村民喊住他,说日本鬼子投降了。“我当时怀疑我的耳朵听错了!怎么可能呢,我可是才从他们手上逃了一条命呀。”方时伟说。

  “往平湖走的路上,几乎村村都传着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村民们穿得破破烂烂,可都喜形于色,见人就说这事,然后又问:”是不是真的’。““听得虽然多了,我还是不信。直到一个穿得稍好一点的城里人对我说,他刚从上海回来,上海人现在都敢用鸡蛋和石子砸日本哨兵了,还有人把瓜皮放在日本哨兵头上。我才有点信了。”

  几天后,方时伟在平湖县城亲眼见到一队日本兵向国民党中国军队缴械,才最终确信日本投降了。“我这才想明白日本人为什么突然把我们给放了。”

  “现在想来,日本人投降给我的最大‘感觉’就是,我的命保住了。”方时伟满是皱纹的脸向着窗户,半天没动。

  这已是他从日本兵手上第二次逃生。1942年,侵华日军731部队在浙江衢州实施细菌战,方的母亲死于痢疾和炭疽菌传染,时年51岁。14岁的方也受了炭疽菌感染,右腿脚裸长出许多小脓包,淌出浅黄色的脓液,事后幸而不死,只在腿上留下了另一处伤痕。

  “60年了,所有中国人不应忘记那段屈辱的历史,日本更应该正视那段历史。”

  方时伟说这句话时,用手抚摸着右腿上的两处伤疤。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宫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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