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与疑虑：从清华国学院看人大国学院

　　如果说计划经济是低效的话，计划学术就是弱智的

　　期待与疑虑：从清华国学院看人大国学院

　　南方论坛

　　陈明

　　“国学”这个词在清季民初曾经是知识界的热门话题，反映着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思想相遇时的尴尬境遇。大致说来，清季以褒为主，作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模式里“中学”的同义语，“国学”被视为“国魂”之所系。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则是贬多于褒，被视为阻碍国家富强与民族振兴的“国渣”，激进人士(如钱玄同等)要将它们扔进茅厕；平和一点的(如胡适等)则将它视为“国故学”的省略语，属于知识研究的对象和材料。后来，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西方学科分类在中国现代教育体系中生根定型，经、史、子、集的中国文化有机体系结构，被分别划归哲学、历史学和文学诸知识结构。

　　如此这般是否丝丝入扣若合符节？问题并不是习惯上所以为的那么简单与理所当然。作为工具性存在的文化，其整体上乃是一个集应物(所谓器)、治事(所谓制)、立命安身(所谓道)诸功能为一体的复合系统，如西方文化就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宗教神学三足鼎立支撑。经史子集之经，即儒学，是不是宗教另说，但千百年来主要是由它作为民族生命之意义提供者、作为文化认同之标志则毋庸置疑。将经学化约为哲学、文字学或者历史学、人类学，结果是造成方法的错乱、意义的遮蔽。

　　清华国学院是另一种风气。

　　四大导师除了语言学家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都属于“中体西用”主义者，对于传统文化与民族生命的价值意义深有体认。他们并没有因为近代军事政治上的挫折而失去文化上的信念，反而将文化命脉的维系视为民族振兴的途径和希望。主张以历史激发爱国心的梁启超对国学教育的理解是，让学生懂得“中国历史的大概”和“中国的人生哲学”。王国维昆明湖自沉后，陈寅恪反对“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的汹汹之论，而高标其“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人”的人格，以及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的志业。这其实也是陈寅恪本人的夫子自道。他是主张吸收输入外来学说的，但更强调“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在清华国学院论述史学于民族之意义、大学于学术之责任时，他说:“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学术之现状若此，全国大学皆有责焉，而清华为全国所最瞩望，故其职责尤重。此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在这样的论述里，清季国学与民族的内在关系被自觉不自觉地得到重构。正是有这种“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的理念和担待，短短数年，清华国学院“几个导师培养出了很多人，开出了一个辉煌的历史阶段”，“他们的治学精神影响了中国人近百年的学术走向。”

　　很遗憾，人们似乎很难从人大国学院的开张锣鼓声里听出那样一种使人振作、令人期待的精神传承和生命脉动。现代性深入、全球化推进和意识形态调整等，使社会对文化产生了新的自觉和需要。人大国学院的成立不是偶然的，但大山分娩，诞下的却更像只耗子。那位校长对国学的理解畸轻畸重:国学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在第一种理解里，国学是胡适所谓国故学的同义词，是英文sinology　(所以他敦请一位八十多岁的红学家出任院长，这位院长也合乎逻辑的建议将敦煌学纳入教程)；至于第二种理解，请原谅，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因为那完全是一种非学术性的话语方式，按照这样的思维进路办国学院培养学生，让人气闷！

　　可贵的转机，稀缺的资源；宏伟的目标，尴尬的现实。这样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一种兴废继绝踵事前贤的文化事业，以这样一种方式启程实在有点啼笑皆非。中国是一艘大船，只要方向找准了，达到目标是迟早的事。如果传统文化的复兴也是人大国学院倡导者的愿望，我想指出，如果说计划经济是低效的话，计划学术就是弱智的。大学是体制内的，其所承担的使命却属于整个社会和民族。

　　礼失求诸野，圣人学于众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人大国学院的存在时间超过清华国学院不成问题，但其所成就者究竟能有几许却迄今不见乐观的理由。遑论乐观？如果将国学院当成资源争夺意义上之校际竞争的筹码，山头门户意义上之学术建设的手段，则其影响恶劣，所伤害者也决非一时一校，而是整个社会和民族。因为，文化的振兴虽不是民族振兴的全部内容，却绝对是民族振兴的最高标志。酷评并非刻薄，而是清华国学院的风格和成就使人寄望太深太多。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儒教室副研究员，《原道》辑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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