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医疗改革问题向胡舒立女士进数言

　　日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完成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在得出“中国的医疗制度改革在总体上是不成功的”这一结论的同时，也提出了“建立覆盖全民的一体化医疗卫生体制”的建议，此建议包含两点：一个是打破城乡界限，一个是覆盖全民。这让为共和国奉献了半个多世纪的农民终于看到了一抹平等享受某一份权利的曙光。然而，我久仰的胡舒立女士对此当头棒喝：谨防刮起“共产风”！显然，胡女士如此不惮于犯众怒，自有其底气在，她是以改革成果的保卫者的姿态出现的，她担心来之不

易的改革积累因“大锅药”而毁于一旦。

　　胡女士的忧国之心拳拳可鉴，然而，她的慷慨陈词回避了一个最基本的现实：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居第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排倒数第四位。有数据还显示，每年有接近50%的人应该到门诊看病，30%的人应该住院，但他们因各种原因得不到救治。印度的公共投入只占卫生费用的17.9%，但其公平性在全球居第43位。谁都明白，数据昭示的是什么。我们向来是以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立国的，我们有什么理由排名倒数第四？这本来是够触目惊心的，国人应该由此猛醒。然而，胡女士为何对公平性的严重落后无动于衷呢？

　　其实，所谓“全民医保”，在这份课题报告中很明确地仅仅限于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打破城乡界限、覆盖全民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不是平调，不是施舍，而是构筑卫生安全防御体系的必要付出。这样做，为了你，为了我，为了他，为了一切人，其中当然也包括已经享受医保的胡女士在内。

　　胡女士担心“全民医保”的可操作性。首先她认为“所谓‘基本医疗服务’，实践中根本无法以‘服务包’进行有效界定”。我想，界定的问题可以在实践中得到解决，仅仅因为担心不好界定而干脆取消，是因噎废食。胡女士似乎主张，要么彻底的人道主义，重病也包下来，要么彻底的麻木主义，什么病都不管。而实际情况是，许多重病乃至绝症是由于平时少药小病不看导致的。胡女士可能不太了解的是，多少农民和城市贫民是有病挺着的，待到去看，已是重症，已是不治。所以，我不奢望“服务包”包治重病，但我可以断言，相当多的重病乃至绝症可在“服务包”中消灭于未形。这就是极为有限的“全民医保”带给最广大人群的福祉。

　　接着，胡女士认为“中国13亿人实行‘全民医保’，以现阶段发展水平，政府根本承受不了”。她说，“如果此福利推至全民，以人均千元计，则高达1.3万亿元，等于全国财政收入的半数。如果包括所有‘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同时考虑低收入者的支付能力，则人均每年至少2000元，那么我国现有的财政收入全部用来吃药也未必够。只要有起码的数学知识就可发现全民医保完全是脱离实际乃至哗众取宠的口号”。我想，在这里，需要先讲理，再算账。

　　讲理，说到底，所谓承受得了与否的问题，其实质是一个钱如何花的问题，是一个发展模式的问题。13亿人先讲治病吃药，再谈发展，只要不把药当饭吃，我不相信吃药能把一个国家吃垮。当然，发展速度可能会受到影响，不过如果一列高速列车把绝大多数乘客扔在站台上，这高速还有多大意义呢？中国农民为革命贡献过小米小车，为建设贡献过剪刀差，眼看着

　　算账，在我看来，胡女士的账至少有两点破绽。一、她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偷换了“基本医疗服务”的概念，“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虽然在一定情况下要患者自付一部分费用，但它的承保范围基本上是不设限的。二、她将该数字从1000元提到2000元的理由，很大部分是重复算账，难道“基本医疗服务”还没有包括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每人每年平均约1000元”里面？而考虑“低收入者的支付能力”的因素，为什么就必须将数字翻只跟斗？我想，既然按课题报告提出的方案做，医药这一块就决不应该是让人赚大钱的乐园，至少在“基本医疗服务”的框架中是如此。治一个感冒要几百元的状态，必须改变，这是算账的前提。

　　如果真的要作预算，应该还是留给专业的预算员去做。我想指出的是，我们的财政应该还是可以挤出一个空间给医保的，何况也未必需要尽由国家财政掏钱，只需要政府出政策而已。例如由

　　胡女士认为现在看不起病的局面，是因为改革受阻市场化不力所致。她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将市场化进行到底。笔者一向支持改革赞成市场化，但也一向认为公益领域是不宜市场化的。不知胡女士是否知道，对医改的市场化，政府相关部门是有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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