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明晓
第二届中国医院院长大会近日在北京开幕，著名医学专家吴阶平院士表示，今年是中国医疗卫生工作改革与发展的关键年，社会各界都在关注着当前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进程和未来政策走向，要扭转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被动局面，让广大百姓公平分享经济社会文明进步的医疗资源共同成果。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说，在联合国公布的医疗卫生工
作公平性排序中，中国位列倒数第四。要改变这种局面，我们任重道远。医疗机构不能变成追求经济利益的场所，政府承担维护公共卫生和公民健康权益的责任不能变，医院运行机制始终要体现公益性质。(8月23日《新京报》)
大会的现场笔者不能揣摩，但是可以预见的是，医学界的元老吴阶平院士也好，具有官方身份、来自医疗系统的政协副主席张梅颖也好，对院长们的冀望是语重心长的，他们分别作为医学界、科学家和民主党派、政府官员的多重身份被邀请到大会，其中的医学色彩也是浓厚的。一方面，不可能对医院院长们斥责，另一方面，还能将院长们的意见传递给政府决策部门。当然，院士和政协副主席也乐意通过会议的形式听取医院意见，也把自己和政府的意愿表达给医院院长们。
医改是一个公共决策的过程，其政策制定和实施都是各方博弈的结果，而在经济学、博弈论中，一个接近现实的假设是，参与博弈的主体都是理性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西方的政治学有个传统，那就是假定政治家是恶的，需要用制度来防范他们损害社会福利和公共秩序，这完全不同于我们传统中的人性本善。在中国医院院长大会上，语重心长地嘱咐显然及不上日进斗金的现实快感。因此，要想通过劝说来使医疗机构不能变成追求经济利益的场所的想法显然是不现实的。医改的公平取向只有通过政策制定才能保障。
医改的公平固然需要政府加大投入，但是政府投入加大并不代表医改必然公平，也就是说，政府投入增加只是医改公平的必要条件，要实现医改公平，还需要有效的管制政策。如果缺乏科学积极的政策管制或者存在过多的失败管制，政府的资源投入仍然被极大地挥霍、浪费和侵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科学积极的政府管制比政府投入更重要，资源投入只要在财政预算上逐年增加就可以实现，然而，建立健全科学积极的政府管制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说，当前即将仓促出台的的医改方案无论如何也不能达到效率、公平兼顾，因为科学积极的政府管制并非朝夕可就，要改变中国医疗公平全世界倒数第四的尴尬局面，确实是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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