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农村合作医疗调查：农民要报销不要体检

　　-核心提示

　　2003-2004年度，房山区农村合作医疗资金支出中，安排农民体检的费用高达367万元。当地政府部门解释，组织体检是为扩大受惠面，因当年为推行合作医疗的第一年，报销“门槛”制定得过高，造成结余过多。

　　目前，北京各区县均在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报销比例。国家也在加大对合作医疗的投入。

　　□本报记者 闾宏 北京报道

　　“我当初参加合作医疗是为了住院看病能报销，而不是为了1年做1次体检。”在天井里的树阴下，李凤兰吃下治哮喘的药，脸上因咳嗽造成的红晕还没褪去。

　　在北京房山区周口店镇大韩继村，这位40多岁的农妇两年前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去年为了报销动手术花的几千元钱，她去了医院、村委办公室、乡政府，开了各种各样的证明，结果单子还是被退回，“他们就是不让报，说没达到报销的标准。”

　　让她奇怪的是，不久后，村里参合的人都被通知去体检，费用由区里的合作医疗资金支付。李凤兰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这次免费体检的机会。“我这一年到头都在医院里看病，还体检什么呢？”

　　根据国家的政策，农村合作医疗资金应主要用于农民住院报销，但在整个房山区，仅有不到1%的参合农民享受到了住院报销的实惠。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北京

　　两千医疗费用报销仅10元

　　大韩继村有2161人，有1000多人参加了合作医疗。但一年多后，参合的人在村里几乎成了笑柄。“保不了大病，光体检有什么用？”

　　“起初听到能参合的消息，我真是打心底里觉得高兴。”李凤兰说。2003年，她在电视新闻里看到，“新型合作医疗”将在全国推行，农民看病也能按比例报销住院期间的医药费，“我觉得我们这些有着农业户口的人也得到了尊重，能像城市居民一样报销医药费了。”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农民自愿参加，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2003年，北京的合作医疗制度开始运行，其筹资途径为个人交纳一部分，市、区县、乡镇各投入一部分。

　　李凤兰记得，电视中播过新闻没多久，村长李海组织了村干部，挨家挨户地入户宣传。他们手里拿着镇合作医疗办公室制作的宣传手册，发放到每户人家。“我们没什么文化，具体能报销什么，我们一时也搞不清楚。当时以为什么都能报，而且1年也就交10元。没怎么多想就交了。”

　　大韩继村有2161人，有1000多人参加了合作医疗。但一年多后，参合的人在村里几乎成了笑柄。

　　72岁的刘学敏曾在房山区的良乡医院住了4天院，医疗费用是2000多元，最后拿回的报销款只有10元。

　　“来回报销都是我儿子去办的。他说这点钱还不够去医院开证明的车马费。”老人说。

　　在村民眼里，牛秀敏是个“幸运儿”，因为她拿回了较多的报销款。她前后动过3次手术，医疗费用3万余元，最后报销了1000余元。

　　牛秀敏现在转动脖子时就像个机器人，要连带着肩一起转。但她已没钱去看第4次了。之前她是靠向亲戚借钱去看病的。“报回来的1000多元，只够还债务的一个零头。剩下的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还。”

　　“农村里看不起病的人多了。”村民张金顺是名木工，对村里的情况相当熟悉。他家屋子后面有一户人家，有人得了膀胱癌，因为没钱拖着没去看；附近还有一家，有位老人发现是喉癌，现在也拖着。

　　“农民看不起病，关键还是收入少，农村经济上不去。”村长李海提供的数据是，大韩继村2004年的人均收入是7464元。张金顺觉得这数据不能反映现实，像他这样在外面做工的人一年才有7000余元。家里三口人，人均只有2000多元。“这才是村里普遍情况。所以农民得大病了，要么就找人借钱看病，借不到的就拖着，等死。”

　　多数参合的村民从医疗保险中惟一的“受惠”，是去年在村里进行的大规模体检。

　　时隔一年，不少村民仍对这次体检感到难以理解：“保不了大病，光体检有什么用？”2005年7月29日的下午，许多村民围坐在一家杂货铺门前乘凉，说到体检，他们都表示这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不需要体检。”杂货铺老板娘说话很直接，因为即使体检时查出了毛病，没钱看也只能拖着。

　　李凤兰和丈夫卢江都没有去参加体检。卢江每天要骑着一辆电动三轮车给人拖家具，拖一车挣10元，一天不拉活儿一天就没饭吃，“做一次体检对我来说，不是受惠，而是损失。”

　　“花多了不行，花少了也不行”

　　“如果这笔钱到时入不敷出了，区里很难向上级交待。如果结余得太多，又说明合作医疗资金没有收到为农民保大病的效果。”

　　谈到这次体检，房山区合作医疗办公室主任刘建江脸上多少有些尴尬。“我们组织体检，主要是为了加大合作医疗资金的受惠面。”从2003年到2004年，房山区合作医疗资金的受惠面的确很窄。根据刘建江提供的数字，2003年，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是285860人。到2004年6月11日，共有2262人的医药费得以报销，只占到总人数的0.79%。也就是说，100人中，还难有一人的住院医药费能够报销。

　　受惠面窄的原因是报销的“门槛”定得过高。以周口店镇大韩继村的刘学敏老人为例，在2000多元的医疗费中，只有1100多元的医药费属于报销范围，因为是去区级医院看病，又要扣除一个1000元的起付线，剩下的100元再按10%报销，最后报销的钱只有10元。

　　“报销的门槛该定多高，我们也都没有经验可循。”刘建江解释，那年是第一次运作合作医疗资金，市里只给出了大的政策框架，由区里自定实施细则。“如果这笔钱到时入不敷出了，区里很难向上级交待。如果结余得太多，又说明合作医疗资金没有收到为农民保大病的效果。”

　　刘建江说，市里对于农村合作医疗资金的使用进行了这样的设计，先提出10%的风险资金，预防出现超支现象。然后对结余款的比例做了规定，认为其占总额的20%左右会比较合理。

　　“所以我们在制定报销比例时遇到的难题就是，怎样使资金的使用情况正好符合市里的标准。也就是说，这笔钱花多了不行，花少了也不行。”

　　2003年，房山区共筹集资金1670余万元，刘建江要用这笔钱覆盖房山区28万多参合农民。“毕竟钱少，农民多。所以为了稳妥，宁可少报些，也不要把比例定得过高，怕到时控制不住。”最后，房山区制定了较严格的报销政策。

　　这不仅使合作医疗政策成了村民的笑柄，也给刘建江带来了新的难题：“受惠面太窄，会影响农民参合的积极性。”

　　到2004年6月11日为止，房山区合作医疗的报销总金额只有180余万元，而结余金额却有1490余万元。刘建江说，“当时就想用这笔钱为全体参合农民进行体检，让他们感受到参合的实惠。”

　　刘建江的另一个担心是，市里有规定，合作医疗资金运作一年，如果结余款项占总资金的比例超过20%，说明大病统筹这项工作没有做好。而当时房山已经运行了9个月，余额仍占到总资金的89%。“到时候，市里来评价工作时，会因此把分数打得很低。”

　　当年7月，房山开始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参合农民体检。

　　今年7月21日，北京市审计局局长杨晓超向市人大常委会作“关于北京市2004年实际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提及房山区合作医疗资金中用于安排农民体检的比例较大，认为医疗费用偿付率低于审计调查统计的全市平均水平，未充分体现合作医疗资金主要用于“保大病”的原则。

　　尴尬的受益者

　　22万余元的体检费，几乎是周口店乡镇卫生院两个月的营业收入。肖严周说，去年该院每月营业收入只有13万左右，而之前，国家每年拨给乡镇卫生院的财政补贴只有6万。

　　大规模的体检从去年7月持续了一个多月，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各乡镇的乡镇卫生院。

　　“如果除去试剂、针管和人均一天10元的成本费，净利润有10多万。可负担全院职工一个月的工资。”肖严周是周口店乡镇卫生院的副院长，日常医院业务管理都由他负责。

　　他说，那次体检，卫生院共组织了13名大夫下乡，历时1个多月，为14869名参合农民进行体检。每体检一名农民，卫生院能从合作医疗资金中得到15元。为此，周口店乡镇卫生院总共获取了22万余元的收入。

　　事实上，长期和农民打交道的卫生院，并不是不知道体检对农民的作用并不大。

　　“体检可以说是农民们受益最小的一项医疗支出。”房山区第一医院的副院长王峙说，他曾见过一位农民在乡镇卫生院查出血压高达220和120，医生让他服降压片、多休息，可他一转眼就到山坡上去放羊了。“农民的经济情况决定了他们根本不会重视体检。”

　　但乡镇卫生院本身长期遭遇资金之渴，这次组织农民体检所获的资金，对他们来说可谓一场“豪雨”。

　　22万余元的体检费，几乎是周口店乡镇卫生院两个月的营业收入。肖严周说，去年该院每月营业收入只有13万左右，而之前，国家每年拨给乡镇卫生院的财政补贴只有6万。“所有的收入除了支付职员的工资，再购买一些必要的器材消耗品，就所剩无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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