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以宾
重庆晚报报道：奉节县石岗乡的小飞以545分的成绩考入重庆科技学院，虽手持乡政府2万多元的欠条，学费却一分未筹到。随着开学日期一天天临近，焦急的小飞日渐消瘦。为了讨债，小飞父母一个月内跑了近10趟，电话打了100次以上，而作为欠债者的乡政府却一再回避、推托。现任的匡乡长回答得很无情：“乡政府没钱，我们不可能私人去借噻！”家
里已借债无门，假如乡政府不还钱，小飞很可能因此上不了大学。
与乡政府的冷漠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众乡亲的热情：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年妇女拦住小飞母亲：“大姐，报纸上说你家儿子考上大学，因政府不还钱没法读书？农村孩子考上大学不容易，这点钱拿去凑个份子吧！”中年妇女一边说一边将20元塞进她手里，待小飞母亲反应过来，人已经走远了；被称为“谭垃圾”、“张裁缝”的收垃圾、补衣服的邻居们也纷纷献爱心，你5元、我10元为小飞捐款，一天就凑了500多元钱。然而，面对6000多元的学费，这点儿捐款只是杯水车薪。
有评论者指出：乡政府所表现出的已不仅仅是情感上的冷漠，更重要的是政治冷漠。假如真要用“政治”眼光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予以衡量，何止是冷漠！笔者倒以为，此事说大不算大，却是一副极好的反面教材，它几乎是当今政治与体制弊端、法治规则缺陷、道德伦理缺失、人情麻木灰暗的“集合体”，因此给了我们从不同角度进行剖析和解读的足够空间。
也许乡政府的确拿不出“现成”的钱还债，但绝对比“谭垃圾”、“张裁缝”们富有；也许现任乡领导不情愿理前任借债的旧账，但与那些素不相识却伸出援手的人相比，没任何理由报之以冷漠。如此眼睁睁看着小飞因学费问题而进不了大学的门乃至耽误一辈子的前程，没有一丝理解、同情和内疚，于德于义、于情于理都实在说不过去。难道人们一旦当了干部就必然会变得冷漠、无情，就一定会泯灭道德之心、怜悯之心、羞耻之心？若解剖这种奇怪现象，大概用得上一个叫做“集体无意识”的原理。
不妨作以下假设：欠债者不是乡政府而是某个无论其身份高低、财富多寡的“自然人”。面对此情此景，他将作何感想以及反应呢？他将无法承受来自自身的道德良心压力和来自外部的强大的舆论压力，因为在这里，受“压”对象是确定的，其受到的压力是集中的、无可回避的。按照物理常识，在同等压力下，受压面积越小，“压强”越大。这种压力甚至像钉子、尖刀，会深深扎入其身体。而“乡政府”又是个什么概念呢？乡政府既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又是一个集体的概念。也就是说，乡政府的牌子、公章虽然是具体而“形象”的，但构成乡政府的“人”在此概念下却是“抽象”而模糊的。即使乡长每每以“老大”自居或出头露面机会甚多、个人知名度颇高，此时的他也会把自己隐藏于“集体”概念的帐帏之内。外界舆论压力纵然再大，但落实到乡政府内每个具体人的身上的“压强”却很小，甚至毫无痛楚之感。至于道德自律、自省乃至良心的自我谴责，在这里更不起作用，因为谁也不会认为或愿意承认自己就是此事的具体责任人，连责任都没有，谈何自责？
由此联想到矿难死人、野蛮拆迁、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拖欠教师工资、拖欠农民工工资等等，其始作俑者十有八九就是某些地方政府尤其基层政府。对此，中央虽三令五申、舆论虽来势渐猛但为何成效甚微乃至愈演愈烈？“法不责众”可为一解，“集体无意识”也是一解。看来，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彻底撕破长期以来流行的凡遇责任追究便打出的“集体决策、集体领导”之伪装，且从根本上厘清基层政府的权力结构、决策程序和规则，从而把大大小小的责任和风险统统落实到政府内部的每个具体人(也应被看作是“自然人”)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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