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问路收费重开业 泛道德主义的破产

　　作者：陈杰人

　　一度因为道德压力被勒令停业的北京西站问路收费业务将在本周内重新开业。8月22日的《华夏时报》报道说，这家以指路收费为主营业务的“向导公司”总经理罗桂平表示，重新开业后的收费标准依然是每条信息1～2元。耐人寻味的是，该公司强调，今后对随口可答的车站信息和列车信息将不收费。

　　默默无闻生存———被媒体曝光———引发激烈争论———被勒令停止营业———重新开业，在经历了一系列说不上是好还是坏的特殊经历后，北京这家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在短短半个月内成了大众关注的焦点。而围绕它的经历所折射的各种人文理念，演绎出一部活脱脱的现实主义话剧。

　　从表面上看，问路收费业务的命运大转折，似乎是道德和制度的斗争结果———尽管中国传统的道德要求“助人为乐”并且义务帮忙，但法律并没有禁止这种行为的营利性，所以政府主管单位只得无奈地允许“向导公司”重新开业。

　　但实质上，这个公司的命运转换却融入了社会各种力量的博弈过程。围绕这家小公司的命运，媒体、政府、中介组织、公众以及公司本身，都在某种理念的驱动下竭力追求自己的利益———媒体的自我炒作功能、政府的“民意”功能、中介组织的话语权需要、公众追求他人义务服务的本能要求以及企业本身的营利性，使得形形色色的声音附着于这个小小的公司。

　　如果剥下各种利益力量对比过程中的种种表现形式，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些出发点各不相同的利益背后，都有一个相同的幌子———道德。

　　在道德的大棒下，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现代社会早就司空见惯的管理制度在中国却被莫名惊诧甚至刻意扼杀：《物权法》草案说遗失物获得者可以寻求一定比例的报酬，马上就有人祭出“拾金不昧”的道德大旗；民法上的无因管理之债一旦沦为具体的民事官司，立即就有评论家以“助人为乐”为借口在报纸上公然要挟债权人……不胜枚举的各种例子，不仅让众多事件当事人左右为难，也让公众似乎陷入了迷雾———左手是制度，右手是道德，如何舍弃？

　　在泛道德主义者眼里，衡量任何事情的第一尺度就是道德，只要有所谓的道德存在，法律就不值一文。

　　事实上，泛道德主义的危害，远远不止指路是不是该收费、帮助他人是不是应该获得报酬这么简单，它甚至是深入到了每个人的骨髓，只要碰到相关的事情，便本能地以道德或者不道德来评判。于是，大学生结婚就成了有伤风化的行为，老子不给成年儿子学费就成了为人所不耻的现象。

　　从更深层面讲，泛道德主义的背后，是对现代文明制度的排斥。如前所言，很多先进的法律制度，因为和中国的传统道德冲突而迟迟难以被引入，而一些先进的社会管理方式和运营模式，比如小事类服务的市场化机制，也可能在任何一个早晨因为某家媒体的报道而遭到扼杀。

　　我并不是道德无用论者，却是坚定的反泛道德主义者，甚至更倾向于制度主义。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早就脱离家族式社会而向陌生人社会迈进。和后者相适应的管理模式，必然是以利益和规则为主要构成要素的制度规范。

　　相关专题：媒体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