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为什么要开辟第二战场

　　为什么要开辟“第二战场”？

　　日本法院的袒护和日本企业的冷漠让中方律师选择开辟“第二战场”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张岚报道　　马得志年轻时被强掳到日本，在一个叫七尾港的地方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有一天他发现日本工头突然不派工了，他偷来报纸一看，才知道

日本投降了。为了给这段不堪的经历讨个说法，他于2005年7月16日赴日本起诉，三天之后，当地法院受理此案。

　　与其他走上诉讼道路的中国劳工相比，马得志的诉讼故事内容可能更丰富：2005年8月24日，他带着“劝告书”来到北京驻有外国公司办事处的高档

　　这是对日诉讼道路上一种新尝试。作为新尝试的主要发起者，康健女士希望这些举动能为对日诉讼打开新的局面。

　　日本法庭和被诉企业表现糟糕

　　据统计，在中国战争受害者已经从日本提起的25起诉讼中，只有两起已经结案。如果按照时间跨度来计算，等于平均每10年只有一起类似案件可以结案，如此低的效率，和大多数情况下日本法庭的糟糕表现不无关系。

　　2005年6月23日，“刘连仁案”在一审原告胜诉的情况下二审却被判败诉，此时距离刘连仁去世已经近5个年头，沉冤仍未能昭雪。中国劳工对日索赔案律师团中方律师代表康健认为，刘连仁案是个强烈的信号：“日本法院越到高层越保守！他们已经不是从法律家而是从政治家的心态来对待这个问题，可以认定加害或受害事实，以便对原告有所交待，但会找出很多看来很荒谬的理由来拒绝原告正当的诉讼请求，他们压根不准备在日本的法院判你胜诉。”

　　炎凉的现实让中国律师们的头脑更加清醒：不能只寄望于所有问题都在日本法庭上获得圆满的解决，必须两条腿走路。

　　需要“两条腿走路”还因为日本企业对于受害者的冷漠。在法庭上，在作为被告的日本企业的答辩状上，康健常常会看到一长串事实下面写着“不知”；在大街上，准备登门造访的中国原告及中日两国律师又常常被日本企业拒之门外。在康健的记忆中，到目前为止好像只有一家日本企业会见了中方律师。“这些日本企业在本国对中国受害者的冷漠、轻蔑、不屑一顾和到中国投资的热情形成极大的反差。”康健对此感受颇深。

　　尽管一些中国战争受害者的加害和受害事实已经得到日本法庭认定，但作为被告、涉及其中的日本企业却几乎从未承认法庭已经认定的事实。

　　增加谈判的筹码

　　在中方律师康健看来，一切都说明我们缺少和对方谈判的筹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律师才决定将当年与日本政府共同策划、共同实施强掳中国劳工，并曾对中国劳工实施严重不法行为，且至今仍不承担责任的若干家日本企业名录及罪行公布，随后又向在华部分日本企业递交了劝告书。

　　据介绍，走国内这条路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提出，当时甚至对在国内起诉进行了论证。不过真正有步骤的层层推进实施，在国内也是从最近这些活动才开始。在日本打官司，中方律师扮演着辅佐人的角色，而在国内通过合法手段对日本企业施加压力时，中方律师则要唱主角。

　　对于这种角色挑战，康健表示：“我可不愿意做中国的张纯如，因为我还要坚持下去。”